文史天地
潇洒知青行
2013-5-20 9:50:00

戴宇威


    题目绝非对知青经历的激情怀念,只不过是我知青经历的一点真实感受。其实,我并没多少资格奢谈上山下乡,比起早我下乡的知哥知姐,甚至同时下乡的人,我记忆中插队“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很单薄。虽然我的知青工龄有足足的两年,但并没正儿八经地在乡下干什么活,只算是到农村走了一遭,或是一趟轻松的知青之旅吧。
    我是1974年11月下的户口,落实地点是本县中心公社(后划归城关镇)荷花2队,当时我正在县财政局搞临时工――清理农村计税田土面积,人未下去。后发觉这城关附近的人对我家庭父亲的右派问题、母亲的地主家庭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感到不妙,才于第二年8月上旬财政局临时工结束时将户口迁到胜利公社(后改名石龙溪并归入下场镇)和平大队(现天平村)7队,并随着正式下乡插队。这时我的“知青生涯”已去了大半年。
    和平7队在江安上游20里的长江边,非常贫穷,七坡八梁多是光秃秃的赭红砂石,山脚田土全是瘦瘠的斑鸠砂土,全队近20户人家,除三户是解放前就有的破旧不堪的瓦房,其他全是非常简陋的竹篱草屋,乍一看,仿佛原始村落。粮食分配300多斤,工分值2角多,三分之一的人家喂不起猪,三分之二的人家到决算已是钱粮的倒欠户。到了后,队长把我安排住在一户姓赖的人家。
    赖家有四口人,一个老母亲,我叫赖伯娘,大儿赖华树、小儿赖华精,比我稍大,我直呼其名,女儿比我小一些,跟着大家叫她幺妹。家里很贫穷,茅草屋以竹箦为门,进门是堂屋,左侧是厨房,右侧是寝室,一家都已成年的四口就挤住在一间寝室里,右尽头是牛圈和厕所。我的床就安放在吃饭的堂屋中。这家人和气善良,待我如自家人。我无计较之理,将尚享受的供应的粮油全交出来,任凭顿头上吃干喝稀、瓜薯杂粮,只要管饱,倒乐得轻松自在。到11月后,国家供应粮断,我仍按供应标准交给赖家口粮。后来我才体会到,队长考虑得很周到,只有这户人家是再恰当不过的选择:处于生产队中心处,全家人都老实厚道不计较,赖伯娘在家烧锅煮饭,一年四季生活有保障。而其他人家或是时常锅儿吊起甩,无法接纳我;或是较自私少厚道我肯定难处;或是有人有疾病不适宜――这队有三户人家有癞癣头病,两户人家有哑巴,一户人家有精神病人;或是家庭缺主妇烧锅煮饭生活没保障,像队长家就只有他和一个不大理事儿子,他成天在外操劳奔波,时常是饱一顿饿一顿,热一顿冷一顿。
    第二天就参加了上公粮的劳动。生产队很穷,却是学大寨先进队,原因是队上面积宽,计税面积不多,加上队上宝气儿多,爱瞎吹,产量被上边督促着实打实算,按面积一算,粮食亩产“跨长江”,这样,公粮之外,统购、“爱国粮”加码,全队93人,就要交黄谷1万零几百斤。公粮交江安,租木船装运,仍很麻烦。早晨不到2点,就被喊起来吃饭,然后同赖家兄妹到保管室,装上谷子挑到里把路外的江边木船上,往返三趟,谷子装完,天才泛白。船顺江而下,7点多,停靠江安车渡下游处。江边到粮站是一段一里多长的上坡路,大家又撮上谷子往粮站挑,有的多有的少,我装上80来往斤,也是往返了三趟,肩膀腰杆倒受得了,就是觉得软脚和热得难受。
    到了粮站,已是人山人海,拥挤嘈杂,交粮的特别多,该粮站的人歪。徐队长领来一个略胖的中年职工,板着个面孔斜眯着眼睛根本不瞧人,从我们粮堆里爪起一把谷子,一颗颗拈起放入嘴中上下牙一磕,然后把谷子一甩:“干度不够,还要晒。”还没说完,转身就走。徐队长急了,全队所有干活的人,上万斤的谷子交不脱,咱拖得起?而且这谷子干度应是没问题,火候不到,是不敢倾全队之力贸然送来的,明显是粮站人员在刁难。情急之下,徐队长把我拉着去辇那个人。幸好我包里还有一包春城烟——我本来不抽烟,是为下乡方便些带了一条烟,赶紧摸出,辇上那个人,陪着笑脸,把一包烟塞到他的手中。他觑了我一眼,见我是知青模样的人,又瞧瞧手中的烟——这在当时可是高档烟,紧绷的脸松弛了,还绽出了丝笑意,说他等一会儿来。不久他来了,移来了带链条的风车和磅秤。这又是繁杂的程序,所有的谷子都要往这风车里过,够大家忙的了。谷子往这带链条的风车一过,稍瘪点的全被风出,这使我想到了当时宣传得正起劲的大型泥塑“收租院”中带链条的风车。风出的谷子一挑挑过了秤,还得挑到指定的粮仓里,小心翼翼地踩着活动的跳板,直登上谷堆高处才能往下倒。等到交完黄谷,已过中午,剩余的谷子(交粮时总是要多考虑一点)和风出的谷子(不是瘪壳)各人分挑一点往回走。回走路上,许多社员夸我说,还是城里知青有面子,知青出面就是好说话些。徐队长更是竖着拇指感谢我:戴知青好样的,不是你的面子,我们一大摊子人,不晓得要被那几爷子打整好久!他说,历年交公粮没有今天这样顺利,有一年还被拖到第二天,害得大家滞留在江安过夜不说,晚上还得借篾箦遮盖,还得派人看守,他一晚上心头像猫抓,既怕第二他没太阳谷子晒不透,更怕晚上下大雨把谷子淋湿冲跑。这样,第一天出工,我就挣了个好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之后,队长让我到大队改田改土队去干,任务是在地处马家岩边的四队开荒办茶场,把茅草覆盖的土皮开成茶梗。活并不重,没定任务,没人督促,这茶场似乎不关谁的事,大家多磨洋工,上午9点多钟从各队慢腾腾而来的人到得差不多后才开干,干了个把小时就吃烟(休息),再干个把小时是午饭时间,家近的回去吃,远点的或带干粮或在附近人家搭伙。下午到3点多钟慢腾腾而来的人到得差不多了才开干,干两台烟(中途吃烟休息)到6点左右就收工回家。各队抽来的多是青年男女,难得有聚会机会,大家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好不快活。这样快活了几天,竞遇上更快活的事。
    一天收工回家,同路的有七八人,多是别队的,经过在建的大队小学工地,大队徐树明主任和其他几个干部正在新建的两排教室之间的石山包上指指画画,见了我们便把我们拦下,征求大家意见,看愿不愿意承包下挖搬这一石山包的工程。这石山包有300多立方,按一个立方一个人工计工分,共3600分包干,需多少人他们不管,由我们自己找,只是要求在9月1日开学前必须完工,并将地面铲平。我们一行中有位姓扬的,学过石匠,偶在外揽活,见干部们这一说,心里自是高兴,只是表面皱着眉道:石壳子,怕吃不下,中午还要办生活,难。徐主任大腿一拍,爽快道:“再给每个工补助1斤米,共360斤米。”这姓扬的接揽下了,待干部离去后,他才高高兴兴同大家商量再找哪几个人,带什么工具,早上几时到工地,中午饭怎么安排等事宜,我自是乐得个干这样的活。
    等第二天一早到工地,共到了10个人,大家甩手就干,有的掌钎,有的甩锤。这石包是风化沙石,几锤甩下去,一撬就松动几大层石块松动。大家主要任务是挑般土石,我只能干挑般活。般运距离不远到100米,又无坡坎,大家用的都是竹鸳篼,一挑装得再满也不过百把斤,因而吃得消。我同大家一样,穿条短窑裤,腰扎汗毛巾,头带破草帽,光着膀子,顶着毒日头,不停地往返挑运,这比起在四队岩上开茶场,自然要苦累得多。但我吃得消,在家里挑水挑煤就习惯了,还在建筑工地干过活。中午吃饭是安排在附近的一户农民家,按一个人一斤米标准来办。煮饭是我们自己安排的人提前半小时收工去煮,菜由各人自愿带,淘米水和吃剩的米汤归房东,抵柴火和对房东的打搅补偿。吃饭时,菜都是白水煮,没有油荤,但米是刚打下的新米,又白又糍性,加之干的是重活,食量大,吃起来特别香,没有谁会客气,大家狼吞虎咽近似于抢,只消添过两次饭,甑子就被刮个底朝天。饭吃完了还意犹末尽,但有一斤米填肚,浑身便觉得畅快来劲,下午时的担子在肩上,也就没那么压人,而比上午更毒的酷日也似乎少了些灼劲。
    徐主任和民兵连长初时心里还不踏实,怕我们到时完不成任务,头一两天都到工地来转悠,见大家的干劲足,进展快,便很满意,特别是看见我这个知青,跟别人一样的光着膀子顶着烈日大汗淋漓地大干,更是交口称赞,我这一特写镜头,就像当时样板戏中的高大全英雄人物亮相,定格在他们的心目中,成了他们长久都在称道的突出印象。
    干到第五天,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石山挖搬得差不多了,就剩地面铲平,这虽然费时但不费劲,没什么土石搬运,大家用钢钎或十字镐,在凸翘处砸砸刨刨,削高补低。算来,第七天上就可完工。有人提议,大家辛苦了几天,结束了打个牙祭,同时,把大队干部请到表示下礼节,怕他们见我们这么快就完工,翻脸不认 。大家都赞成,便决定买10斤黑市肉,打两斤黑市酒,买两只鸭,花多少钱,卖补助的米来开支,反正是黑市换黑市。当时黑市米价是7角多一斤,黑市肉和酒是2元左右一斤,鸭子不值钱,算来四五十斤米就足够了。
    第7天实际上也没多少活干,主要事情就是打牙祭。中午,大队干部都到了,坐了满满的两桌,大家都很高兴,酒也喝得痛快,徐主任敬大家酒时,赞扬了我们任务完成得时间快,质量好,表示答应了的工分和补助米要全部兑现,不少一分一两。还特别把我提出来表扬,说我为我们大队知青开了个好头,树立了榜样。
干部们这样高兴和慷慨也是自然的事,那时能沾油荤打牙祭是不易的事,即使大队干部除年终杀年猪时节被请吃的机会多外,平时也很少有吃请的机会的,至于定工分和补助米的事,这似乎与他们没啥关系,他们开口支了多少,都是由各生产队按比例摊。而我是这个大队的第一个知青,对于他们来讲应属新鲜事,而且,当时胜利公社基本上没本县知青,有一批沪州知青,表现较差,有的甚至为害一方,因而我这一表现就与他们头脑中的知青形象形成鲜明反差。从这一点讲,我算是在这里开了知青的头彩,舀了第一桶金。下午我们核算,总共才用去大米130多斤,还剩下的一人分了23斤,工分是每人360分。各人拿着分得的米和大队开的工分介绍,欢天喜地地分手往回走。
    这次意外经历,我算是名利双收,7天时间,就挣了一个多月的工分和口粮,而且,给大队干部和当地社员留下了好印象,这对于注重挣表现的知青来讲,是再得意不过的事。
    不久,大队茶园的开荒工作结束,只留少数几个人,我回到生产队干活。队长便安排我看山,不准外队的人到我们生产队砍柴割草。我们生产队虽一派穷山恶水相,但坡多地宽,石龙溪及其另一条支流流经本队达1 公里多长,山顶光秃秃的,溪沟两岸的山脚山壁多是杂草和黄荆丛,是队上柴草、牛草的主要来源,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优势。周围生产队属坝区,没这一优势,常有人到我们队地界割柴草。当地人多沾亲带故,打不开情面,安排知青管最合适。从此,除了农忙时节和有什么突出性的活儿,我的工作便是看山。该出工时,顺着溪沟打转转,见有外队人找柴割草,就把她们吼开撵走。这些越界割草的人都很本分,胆小,经不住吆喝,只要远远地看见我,便赶快提起背篼离去,其实我从来没有动过手。走疲了,便到溪尽头面对长江的山坡上,躺坐在茸茸的草壁上,沐着暖洋洋的阳光,眺望着前面宽阔壮美的长江以及江中鸣笛上下的船驳,在这开阔的视野中,遥襟甫畅,感受感受现代的气息,仿佛一下子从原始村落走进了现代文明,心胸为之一开。当感到了饿意,便回头“原始村落”,搜寻那间熟悉的茅草屋,当看到乳白色的炊烟从屋顶草盖中溢出,袅袅地升腾开来,一股暖意又袭上心头,该吃饭了,我便站起来,沿着溪沟慢慢地往回走。
    那时的生活简单也清苦,但吃起来不啻是享受。独菜下饭又没啥油腥,但赖大娘做的菜就是可口下饭。或萝卜,或青菜,或芋儿,或是切碎的红薯,都是先放入饭甄脚下煮,抬了饭甄,将甄脚水滤去再冲点米汤,下点葱花或蒜苗,再烧把猛火搅拌匀,起锅后撒点在柴火里烧得糊香的海辣面,吃起来又滑又腻又香又辣,那个爽劲不用说。吃饭时总是有说有笑,他们不把我当外人,我也视他们为家人,没客气的,饭一碗一碗地添,菜大箸大箸地拈,呼哧呼哧地吃他个回肠荡气,酣畅淋漓。每当这时,赖伯娘便以蓄着笑意的脸望着我们,仿佛欣赏她的杰作,只有幺妹侃笑我:“戴知青,你们城里人也不讲究点吃相么?”这倒弄得我有点尴尬,赖伯娘便指着她嗔道:“宝儿,男人吃饭如虎,女人吃饭如鼠,你看你是啥吃相?”大家看着幺妹努着腮帮吃得红仆仆的脸,都笑了,幺妹也忍不不住,仆哧地笑起来。
    赖家两个哥子非常单纯质朴,对我这个年纪比他们小的城里知青有种本能的敬重,夜晚就着昏昏油灯,他们总喜欢慢腾腾地裹吸着叶子烟,听我摆城里的稀奇事。我摆到我过过的最好的生活――文革前家住父亲单位吃食堂,一星期打两次牙祭,他们正着的叶子烟的动作就凝固了,惊奇地望着我,现出神往的神情,仿佛我在说天方夜谭的故事。幺妹却不服气撑我:“打牙祭有啥稀奇,九大碗,我都见过呢!”
    幺妹就是有点辣劲,健壮结实的身材,自己缝制的已显过时的汗衫紧绷绷地套在身上,凸着丰满的胸脯,散发出满园春色关不住的青春活力,加上红仆仆的圆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算得上一个典型的逗人喜爱的山村姑娘。有时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应该出生在城市有点地位的家庭,在她面前,我总像挫了锐气般,失去了城市知青的优越感。幺妹辣是辣,撑是撑,但却纯朴,勤劳,热情。她洗着全家人的衣服,每次洗,总是以凌厉的语气逼着我把掖在席子下换下的衣服交给她。洗之前,她先烧上一大把谷草,然后把草灰放进水里搅拌,待草灰沉淀后,把水滤出来,就将这水洗衣服。初次见到这原始土气的方法我很吃惊,在文革初期一切供应最困难的时候我曾见过母亲用烧碱,用油枯烧水洗衣服就觉得太落后了,没想到还有更落后的。可这土办法还是管用,那柴灰水富含硷性,滑腻腻的,洗出的衣服跟用洗衣粉肥皂没啥两样。
    开春暖和了,该换洗蚊帐被子了,幺妹便煮上一大锅牛皮菜,将翡翠色的汤滤出来,帮我漂洗,洗后再用清水一透,洗出的蚊帐被盖非常洁净,因为,牛皮菜水也是富含碱性。我不能不佩服农民们被艰难贫困逼出的这行之有效的办法。
    我对她有时也想入非非,我知道她总是撑着我与其说是表面上的不屑来维持着一个乡村贫困姑娘现存的自我,毋宁说是少年男女间微妙情感的一种表达,甚至是一种情感攻势,她的热情的一面还不能看出来吗?但我有个底线,绝不能谈情说爱,否则,将陷这贫困的乡村,永无出头之日,因而,我强闭着情感的大门,装痴做呆,不敢有一点出格的表情和举动。
    不谈恋爱尚可做到,不向往爱情则不可能,何况,我与她们母女的床紧挨着,中间仅隔一道连泥都没抹的竹夹墙,呼吸相撞,气息相通,时常躺在床上,心潮起伏,辗转难眠,也常听到她在隔道竹篱的侧边床上,频频地翻身喘息。这不啻是一种煎熬啊。有时我也自问,自己是否太自私冷酷了?然而是又怎么样呢?在当时,谈情说爱就是不正经,是耍坏的同义词,至少会被认为是意志消沉,这对知青,是致命伤,何况,泾渭分明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如同天上地下般的差别,使我们不可能相爱。这问题解决了,我又不禁自问,我有资格,有权利享受这来自天国般的纯正感情吗?
    我知道生产队的小伙子都主动靠近她,与她套近乎,她总是冷冷地,也有几个胆大的人上门求过亲,都被她拒绝了。然而当我离开农村,她很快就嫁到离家远远的南溪地界较富裕的地方去了。以后我再没见到过她,不知她日子过得怎样,我只能从心里为她祝福。
    住在了这温馨的人家里,既解决了我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还使我获得不少情感上的慰藉,这是我的幸事,然而更幸的是,我遇上了一位非常好的队长,他叫徐树清,有着传奇般的经历:8岁就离家到江安城郊坝上帮人放牛,随着年龄增长先后作小长年大长年。他说话声音洪亮,幽默风趣,为人却忠诚厚道本仆,深得老板及老板娘的好感,28岁时,老板病重,临终前,竟把大他11岁的老板娘托付给她。老板死后,他们的苟合不被老板娘的婆婆和叔子所容,被撵出家门。徐队长带上老板娘回老家搭个茅蓬过着帮人的日子。然而,祸兮福所倚,仅几个月就解放了,一贫如洗的徐队长成了贫农,若不被撵出,该他去承袭先前老板地主的罪。以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徐队长都成了工作队依靠的对象,并一直作生产队干部,老婆还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只是不幸没熬过三年大饥荒就去世了。我下乡时,他大儿子参军不在家,20岁的小儿子和他过日子。徐队长正直正派,干事干脆爽快,是很有气质的老式农民,队上的人形形色色,多有偷奸耍滑、自私蛮横之徒,但对他都不得放肆——不是怕,而是尊他服他。公社干部把我落实在他那里,他本是不乐意的,一是来一个知青就要分一份口粮,二是怕知青添乱,这个队已够复杂的了。但他答应了就考虑的是要为我负责,不能让我受委屈。我一到,他就给我交涉,哪些人户又歪又恶,哪些人家又自私又耍滑,他们都不高兴我的到来,叫我不要搭理他们,不管他们说啥也不要管,一切他会为我作主。以后,通过上公粮,见我是个规矩听话又有用的人,特别是听到了大队干部对我的称赞后,他不但疑虑消除,而且像发现了个忘年知已般高兴,一手拍着我的肩膀,一手竖起大拇指对我说:“你对头,我收下你这个大徒弟!”并给我定日工分为9分。不久,他让体弱多病的会计把兼任的民兵排长让出来,安排给我。这民兵排长,属生产队干部,相当于副队长,而副队长虽是队上唯一的党员,可已70多岁,不大管事,因而徐队长把我视为左右膀,让我主外,应酬开会。当时区上、公社、大队各种名目的会特别多,比三六九赶场还要勤。我乐得到处开会,既不出力流汗,又能与公社及各大队各生产队干部频繁接触,是挣表现和扬名的美差。正因为如此,我很快就在全公社出了名,每到下场镇上赶场,总有些认识和不认识的队干部招呼我喝茶。入座后,招呼的人总是显出得了面子的得意,向同桌其他喝茶的人介绍:“和平七队的戴知青,好样的。”初时,一参加个啥会我都要给徐队长汇报,而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无关生产生计,不过是学习批判生事扰民之类的事,徐队长一听就不耐烦:“你这些能当饭吃?我派你去听会是应差,会上那些话你一只耳进一只耳出就是了,别当真!”
    徐队长这个队长确实不好当,家中没个人操持,队上的事他丢不开手,每天天刚亮就立在我住家户的后山坡上敞开亮嗓门安排社员出工事,安排完子,吆喝道:早出三朝当一工,要想多分几颗粮食,大家就得急性点。吼完裹支烟抽,抽完见没动静,就骂:啥子霉瞌睡郎多,早死三年要睡好多瞌睡哟,大家斗着睡嘛,看你斗过地头还是地头斗过你!骂完又裹烟抽,抽完还见不到几个人蹭出来,就乱叨:床上啥子事郎安逸哟,你们没有哪个是才进门三天的媳妇嘛,咱个大白天了还扯不脱!只晓得顾下头小嘴安逸,还要顾顾上头大嘴吃饭不?这样骂骂咧咧吼上半个时辰,社员们一个个才扛着锄头或别的农具懒洋洋地从家里挪出来。到了田地里,一个个舍不得下力气,磨洋工,徐队长又骂:“人瞒地皮,地瞒肚皮,嫌粮食分多了,把人胀憨了,大家就瞒嘛,瞒得锅儿吊起甩了,就晓得锅儿是铁倒的了。”一个队的人出工出力就靠徐队长的吆喝和吼骂,如果他不临阵催着督着,人们出工出得更迟,干起活更不来劲。我明白,徐队长为何要我去应付开会,队上的事他丢不开。
    年底决算,一队人齐聚保管室坝子中,屏声敛气,象等待判决一样等着会计宣布劳动一年的结局,虽人平分粮340多斤,但平时边收割边预支,绝大多数家庭已无粮可分,有的还超支了;工分值是2角7分。我因吃供应粮油到年底,按政策分半年粮,决算是分粮近200斤,分红有10多元,但兑不了现。劳弱户要倒贴钱,无钱拿出,只能赖着,劳强户有钱进,但队上是空架子,也只能记在帐上。这就出现了付出与收入的倒挂现象,劳强户不但进不到钱,由于要干活,食量大,平时粮食预支多,决算时还没粮分甚至倒欠队上的粮,劳弱户食量下预支少,决算反倒不出钱有粮分。而当时左的政策就总是强调缩小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强调“抑强扶弱”、“照顾贫下中农劳弱户”。会计还没宣读完,一个场院便砸开了锅似地吵起来。平时队上的小吵小闹就不断,这时更像总爆发:无粮分的人哭天喊地:“这到小春上坎的日子咱个过哟!”该分红而兑不了现的人骂倒贴户:“屙得出来就该养得起,养不起不如早点拿把刀儿阉了,免得拖累别的人!”劳弱户也不示弱:“你妈屙你出来你鸡儿就硬得起?我娃儿长大了一样雄得起!”也有的骂记分员记错了工分,有的骂会计算错了帐,还有的骂队上的分配政策不公。一个场坝人声鼎沸,闹得不可开交,无法收场。这时徐长亮开嗓门吼起来:“大家闹个球,都是槽内无食猪哄猪,怪我这个队长没当好,有啥怨气都发在我身上,我让你们叨,叨我祖宗八代我都不还嘴。叨够了有高明的站出来,我主动让贤,没人站出来,我继续干,大家就起早点,干起活来舍得身段,不要伸头缩屁股,只有地头多出货,分配高了,决算时才大家有。明年哪个再偷奸耍滑,懒眉懒眼,就该我日你的祖宗八代!”
    队长这一叨还灵,一下把大家镇住了。这个队虽然偷奸耍滑人多,撒泼扯皮人多,但当着徐队长,还不致太放肆。在当时,没有第二个人能替代徐队长。我就曾经问过徐队长:你家中没个人料理,当队长又费力不讨好,何必受这个罪?他说,他不苦撑着,一个队的人还要肇孽。
    第二年开春,是农村最难熬的日子,不少人天天缠着队长借粮度日——队里有点“战备粮”。我住的赖家虽好些,但也捉襟见肘,一天减为吃两顿,早上吃稀,晚上吃干,我因没什么体力消耗,倒也很快能适应。
    一天,公社又通知开队干部会,要求会计必须参加,并带上决算分配表策。原来,公社是要核对登记知青的分粮数字,以便按政策规定给知青造补助粮。当时政策是知青分粮标准不得低于360斤去壳粮,食油要达到城镇供应标准,分配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足。不久,公社通知知青开会,发放粮油补助,我竟领到粮票230多斤,油票2斤4两(当时城里人月供应食油2两),这又是意外的惊喜,比去年7天挣到1个月的工分和口粮还要欢喜。我知道这是公社登记有个错觉,他们只晓得我是从别处迁来的,以为我是老知青了,从分配表策上看到我去年只分了近200斤的带壳粮,但不知道这是我分的半年粮,因而按全年标准来补足我。要知道,这时的粮票黑市上是6角多钱1 斤,这相当于多大的一笔钱啊!就是食油也只该补半年。我拿了点粮票给赖伯娘,其余暂时搁着,以便公社干部一旦发觉要追回,好退回去。然而以后没哪个发觉这个事。
   以后得意事不断地来。六七月份,古河林业所通过公社推荐,通知我和另一泸州知青到长江大队岩上看守国有林,避免遭偷盗,一月工资24元,交8元给队上评工分。我们去了一看,这岩上扯得宽,倒稀稀拉拉有些树木,但哪些是国有林,哪些是队有林,我们横头都摸不着,吃饭问题又不好解决,零零星星在上边住了几天,就混了两个月工资,交16元到生产队评了两个月工分。七月份,长宁县第一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召开,我们公社有7个代表,我顺理成章地忝列其中,在区上开会一天,县上开会4天,县城组织人夹道欢迎欢送,吃会议伙食,天天见肉,还发了6天的误工补贴,好不开心。虽然今天看来是无聊,但在当时是风光事,许多未被选上的还气不过呢。
    八月打完谷子后,公社修建通往下场的公路,通知我去管理,由生产队评工分,公社每月给我10元钱补贴,我便吃住在公社了。这工路修建管理也没多少事做,路线已划出,分段由各大队修建,进展和人员安排自然由各大队负责。技术上我也不懂,当时公路标准低,好像也没什么技术要求,只是凭感觉掌握好坡度弯度,以及铺够基石碎石,这些实际上都是各大队的事,因为要经过上头验收这一关。我的主要工作是保管雷管炸药,当时无安全标准,无规范可言,几十盒雷管、两吨半炸药和几百米导火线都放在胜利公社设在下场街上的信用社的一间空屋里,人们领取时常是吸着烟,还给我和信用社的其他人敬烟,大家懵懵懂懂的。现在想来,不啻是将信用社包括整个下场街镇置于火药桶上,令人唏嘘不已。按要求,人们来领这些东西要打领条,写明数量,然后我要实地查看,看是否符合实际,以防多领甚至白领。其实也用不着查看。这条路我早就走了无数次,当时是每天都在走,各处情形闭着眼睛也能知道。然而该放多少眼炮,每炮用多少炸药,走展较大,实际上,大部分炸药都被农民拿回家当化肥用了,因炸药主要成分是碳氨。然而我也无法与他们认真,公社干部也没人过问,也没什么细化要求。因这批雷管炸药是上边无偿拨给的,拾到的娃儿当脚踏,发挥了多少作用,似乎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
    到12月底,公路还没完工,我就很不情愿地被县国营酒厂招回了城,结束了刚好两年――实际只有一年多的知青之旅。离去时,生产队和大队都分别为我饯了行,所有的干部都参加了,大家都对我的离去表示出依依之情,这令我大为感动,也感到汗颜,下来这一年多里,我为他们做了什么呢,获得多付出少,唯一能自慰的就是没添乱。他们虽是干部但更是农民,农民就是这样地对待一个仅仅未给他们添乱的城里人。其实我也是依依不舍的,在这乡下混得这样开心,觉得还不过瘾,同时,进酒厂,是当端撮箕的烤酒工人,干重体力活,我不一定吃得消,还不知是祸是福。这招工的名额之所以落在我的头上,并不是公社干部对我关照,而是泸州知青没人愿去,本地知青除了我还没人够年限。我之所以答应了,是考虑到我要从其它途径返城很难。虽然我在这里混得不错,公社干部对我也较看重,但这只限于无关紧要的事,我同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特殊关系,招工、招生、征兵等更好的美事也是竞争更激烈的事是不大可能考虑到我的头上的,就算考虑上了,还有县上的竞争更难,特别是政审,这是横在我面前难以逾越的高山。
    我的知青经历是混出来的,但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欺骗运动。事实上,从林彪事件之后,批判林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却对知青起到了启蒙作用,没多少人再相信那些冠冕堂璜的宣传了。只是迫于政策,不得不把下乡作为寻找出路的权宜之计,当时招生、招工、征兵都只招收下乡知青和回乡青年。我的混是一种无聊,那些认真“接受再教育”,虔诚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做法就不是一种无聊吗?像全国宣传学习的知青榜样刑燕子,朱克家,柴春泽,他们的付出还少吗?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无聊,而且还荒唐,甚至是为虎作伥,为上山下乡,为极左政策摇旗呐喊,冲锋陷阵,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平心而论,在当时特定的形势和环境下,响应政策下乡或被迫下乡未必是坏事,因为知青荒废学业,磋砣岁月,并不是下乡造成的,不下乡,照样荒废学业,磋砣岁月,那些以种种理由滞留在城里的人前程更加渺茫,更加黯淡,因为招生、招工、征兵都只能从知青中推荐,选择了下乡就或大或小有了一份期待,一份希望。就是以经济审视的眼光来看,下乡也并不是吃亏事。滞留在城里的人,就每月25斤供应粮,经济上全靠父母,那时不存在个体经商,修建极少,找点临时工干极不易,只能无所事事地打发日子。而知青头一年吃35斤供应粮,每月10元生费,这样的生活标准,当时城里很多家庭都达不到,何况这一年干得的工分,还能分点工分款,工分粮。虽然知青普遍还得依靠家中补贴,但这补贴比呆在家里吃闲饭要少得多。而粮食,国家规定有最低标准,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分的粮食及副产品,普遍要比决算表上的数字多一些,也就是说,知青实际获得的粮食普遍是高于360斤去壳粮这一最低标准。事实上,多数知青都在往家里送黄谷、麦子、包谷、红苕等,我在乡下分得的麦子、包谷、胡豆、豌豆就多送回了家,这对粮食供应不足的城里家庭,总能缓解甚至解决困难。
    最关键的是,知青都从国家以后的种种政策中得到了足够的补偿,这就是计算工龄,这工龄不仅是知青时期,还包括读书都按连续工龄计,参加工作没有实习期。1985年调整工资,在普调一级基础上,1978年前参加工作的还高套两级,结果,恢复高考后的大中专生,同等学历同时毕业参加工作的,下过乡的就比没下过乡的以及回乡青年要高两级工资。2006年工资改革,仍体现出工龄的优势,同等的职务职称,工资增幅和所套工资档次,知青就比非知青强得多。就是企业职工和下岗人员,知青也在养老保险方面享受到国家政策优待。
    当年下乡的混荡经历,确实给我带来了良好的回忆和诸多好处,时常,我都在冷静地反思,下乡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幸成长于动乱荒唐的年代,但又有幸轻松地渡尽劫波,也并没影响我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这些经历,还成为一种生活体验。我下乡虽是浮在表面上,但还是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对大集体的灾难有了切身体会。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和精神财富,丰富了我的社会阅历和人生,滋生了悲悯的情怀,对我的所从事的传道授业的教学工作和笔墨布道的写作爱好发挥着有益的影响。
    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国家转移城市镇就业危机的大骗局,但它并不是我们这代人不幸的根源,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幸,同时还通过种种政策让知青们得到足够的补偿,而真正的受害者是农民,知青是国家强加给农民的负担,使他们本来就不足甚至可怜的钱粮分配扯得更低,而且从未得到任何补偿。正因为如此,我对当年接纳了我的生产队的农民,除了感激,还有一种欠账的意识。这种意识时常在拷问着我的良心,我曾多次回到我下乡的队,看望给了我最大关怀和帮助的徐队长和赖伯娘家,并对尚处于困境中的其他农民提供点帮助。我不是施舍,而是在还帐――还良心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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