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
我 的 知 青 岁 月
2013-5-20 9:26:24


—原长宁县铜鼓公社知青  王世勋

    一、被 迫下 乡
    我的老家在高县沙河镇。父亲是叙永县师范学校的教师,从事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工作,是省音乐家协会的早期会员。在多年的音乐工作中,他创作、改编的音乐作品有10多件唱上了省,7件唱上了北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在“文革”初期,说他的作品是大毒草,流毒四川、流毒全国,原本出身贫民家庭的父亲,被理所当然地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我们三兄妹也顺理成章地从红卫兵、红小兵的身份,被划入了“臭老九”子女的行列。
    1968年底,毛泽东向全国几千万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入学、工作的知识青年发出了上山下乡的指令。当时正值父亲和家庭出身不好的母亲被分别勒令参加学习班,明确规定1966年初中毕业的我和1968年毕业,其实只上过一年初中课的二妹必须下乡。这是对毛主席忠与不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重大原则问题,何时想通同意下乡,何时走出学习班。在政治高压和失去人身自由的威逼下,父母被迫交出了户口本,答应让儿女下乡。其时,我跑回老家躲武斗已近一年,参加沙河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四处演出。得知难逃下乡厄运,只好回到叙永办理下乡手续,准备下乡事宜。
    鉴于父亲当时处境与身份,根据他们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我们全家以后有遣返回老家的可能。于是决定利用我下乡的机会,先到老家打个基础,为今后全家回来作个准备。就联系了我爷爷在世时认的一个亲戚,他在当生产队长,希望下到他家里各方面有个照应。殊知这个与沙河区一河之隔的公社属于长宁县管辖,我就只有将户口下到长宁县花滩区铜鼓公社马桥大队。迁户口时间是1969年3月31日,这也是我当知青以及参加工作计算工龄的起点。二妹年少,女孩子远行老人不放心,就邀约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在距城20多公里的叙永县马岭公社前进5队联系插队下乡。
    依据长宁县铜鼓公社开的同意落户的证明,叙永县城关派出所为我办理了迁移户口。拿着证明我已下乡落户的迁移户口,到叙永县革命委员会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办公室,领到了临时供应证和30元的购买下乡物资款。在大闹派性,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为鼓励知青上山下乡,按上级指示,由县里给每位下乡知青供应了几样必需的物资:蚊帐一床、棉布(咔叽)1丈5尺、棉絮1床、棉花1斤,每人凭临时供应证拿钱购买。蚊帐、棉絮和咔叽布打的衣服在农村陪伴我几年,直到上学、工作之后仍在为我发挥作用。每位知青另外还有200元安置费划拔到生产队,由队上酌情处理。
    1969年5月初,从未到过父亲老家的母亲送我来到了铜鼓马桥,一是看看我下乡的地点和环境,二是了了她此生一定到我们老家看的宿愿。从此,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其时,我18岁半。

二、  苦  涩  年  华

    我到乡下的时候,已是栽秧季节的尾声。稍作安顿,第二天我就跟男社员一道下田栽秧了。这个活我从未干过,在秧田里大伙向我示范分解动作,我又细心观察,好在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不到半天,我就掌握了拔秧、洗秧、拴秧、匀秧、插秧的要领,基本能够稍快地正确操作了,栽起秧来勉强能跟上大家的速度。这个活在农村劳动强度算较轻的,人们一字排开站在田里,每人按5个秧窝的距离一人一列,双脚踩入田中1尺多深,上身弯成近90度,左手拿着从秧田拔下、洗去泥的秧梱不停地匀秧,右手将匀出的每窝几根的秧苗插入田中,每行五窝,边插边倒退着走。动作不能太慢,否则两旁的人栽得过快,依头将你夹在中间,就会留下长长的巷道,那样是很丢面子的。这个活往往身子躬着一干就是几十分钟或1个小时,直到把秧栽到田的另一端,才有伸腰歇稍的时候。从没这样劳累过的我腰杆像断裂了一样疼痛,伸了很久才伸直腰杆。等腰痛还未缓过劲来,大家又下田开始另起依头栽起秧来,我不得不忍着腰痛,跟在后面又干起来。收工后,腰痛加剧,晚饭也不想吃,倒在床上就睡。幸好我年轻力壮,一夜的休息,体力恢复不少。第二天一早,又投入到新的一天栽秧中。直到几天后队上的田全部栽完,才结束了我下乡第一年的栽秧活。
     以后,我参加了5个年头的栽秧劳动,每年要连续栽上20天至1个月的时间,这个活我已掌握得非常熟练了。腰痛每年自然是在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体力的增强,适应性大有提高,还不用靠喝酒来恢复疲劳(栽秧季节每人供应2至3两白酒),只要有充足的睡眠就行了。而且在栽秧中还边操作边与大伙谈笑风生、大开玩笑。
    秧子栽完,天气干旱,马上就给稻田车水,那年代用的是落后的龙骨车,靠人来车水。文艺宣传队时有个舞蹈节目叫《车水忙》,表现的内容与姿态就是用龙骨车车水。与现实的车水相比,这就没有跳舞那样轻松了。这个活的难点在踩踏板上,2人扒在把杆上,要同时用双脚不停地轮流踩动旋转的踏板,机械重复的动作像原地高抬腿走路,非常讲究抬脚与踩踏板的节奏和准确性,稍慢或稍快,踩偏或踩漏都会出事,不是人摔下水车,就是被仍在转动的踏板打痛你的脚杆。第一次上水车,我一阵阵发虚,一怕摔下,二怕脚杆被打,我硬着头皮小心翼翼爬上水车,学着他们的样子不得要领地车起水来。经多次摔下,又多次被打后,终于摸索出它的规律,能够自如地踩动踏板车水了。不过,脚掌心、脚杆、大腿却大受其苦,掌心是水泡上面又起水泡,脚杆不时收缩抽筋,大腿酸软得走路都困难。幸好这个落后的工具在第三年便遭淘汰,大队买来柴油抽水机,以此取代龙骨车,使大家都摆脱了车水的痛苦。
    强忍着车了10多天水后,队上开始收小麦。 这个只是把干田和坡地上连穗带杆割下,再把麦梱挑到晒场的活,也并非那样轻松。麦穗、麦须、麦杆、麦叶将两支手臂划出道道口子,又痒又痛,脚下还不时踩上刺脚的麦桩,锋利的甚至可以穿透胶鞋。自认为割下麦杆还不容易,岂知这里面还有窍门。右手拿的镰刀必须先伸出去勾住要割的麦杆,刀锋一定要向下,以免在光滑的麦杆上打滑,再用左手抓紧麦杆,右手用力向面前一拉就行了。我没有掌握这些要领,只顾埋头猛干,到下午快收工时,一不小心将左手小指头割开一条深深的口子,现出了骨头,流了很多血。对此我有所准备,下来时带有一些外伤用药,自行回家上药,包扎了事。此后,大家告诉我这些要领,在几年的打麦子、打谷子中,就很少出现类似的割伤了。
    不知不觉到了一个月时间,按队上规定,每月底要对本月的劳动情况评定工分。那时执行的是“大寨式”评分法,即自报公议,本人根据自己当月的出工多少、劳动强度、劳动态度、劳动效果报出每天评几分,然后再由群众议定。那些年社员出工没有工钱,只有工分,各季收获的粮食能分多少,年终能分多少钱或能否分钱,包括燃料、麦草、稻草、饲料等等能分多少全部与工分挂勾。所以工分就非常重要,社员们特别看重评工分,有时为了1分、2分还争得脸红。评工分在队上的公房里举行,每家来一个当家人,大家一起对全队的出工人员逐一评定。18岁以上的强壮男劳力为主劳,最高可评10分;以下按年龄与体格可评9至5分;18岁以上的强壮妇女称妇劳,最高只能评8分,以下也按年龄与体格可评7至4分。评到最后剩下了我,我不知该报多少,开不了腔。这时有人发言了,说我体力好,肯干活,又好学,不比主劳差。在大家一致的夸奖下,给我评了9分。这个分数是我没想到的,后来我了解到,不少知青刚下乡时只评了5分或6分,就连比我迟一点下乡,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另一个男知青,开始好几个月每天才评了8分。就是这个9分我也没拿多久,第二个月再评工分时,在大家又一次赞不绝口下给我评了10分。从此后,我成了一个真正的主劳,从没下过10分。
    我的生产队地处丘陵,稻田和坡地几乎各占一半。田为黄泥田,地为白沙地,田土肥沃,物产丰富,1年四4可以种出20多样农产品,在纵横1公里的地界内,养活着全队200多口人。一条从不干涸的小河沟横穿生产队,为绝大部分稻田提供了水的保障。生产队以小河为界,分为2个大组,如是农忙活紧,就分成4个组,虽是分了组,干的农活由队上安排都是一样的。每天的干活时间分为5段,社员们称为5台烟,早上天亮出工为一段;上午2段,中间休息半小时;下午到天快黑又是2段,中间也休息半小时;暑天中午要多休息两小时,下午时间顺延,每天的工分按5段平摊。我每天评了10分,每段刚好2分。社员们的出工、收工、休息,都由队长在山坡上吹哨子为信号,到了时候,听到哨子一响,大家就知道该干什么了。每天下午会有记分员到各组劳动现场,询问每个人当天的出工时段,到了月底,记分员会将每个人当月的出工时段换算成工分向大家公布。
    队上出工干活是吃的“大锅饭”,很多人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混工分,半耍半干,看似人多,一天下来没干多少农活。特别是上半年的榨红苕、点黄豆、点绿豆、栽高粱,下半年的点胡豆、点豌豆、点小麦、薅麦苗。人们在田边地头杵着锄把大摆龙门阵,互相开着荤的或素的玩笑,男的女的一起乐,老的少的一同笑,还时常掀起成团打闹,追逐嬉戏的高潮。后来队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把一些农活采用包工定分的措施,人们才大有收敛,生产效率也提高了很多。
    我在上初中的3年时间里,学校安排了不少的劳动。如每周轮流要为没有自来水的学校从河里挑半天的生活用水;每周又是半天为学校挖山平操场;以及为学校修桥挑沙、抬石、运水泥。加上“文革”初期全班被县委指派到离城40多公里的林场去开荒造林的2个多月劳动,已经使我锻炼出了一副比较强壮的身体和能挑100多斤重的肩头。所以下乡后,我很快适应了大多数的体力劳动,跟从未干过体力活的知青相比,较容易地渡过了劳动关。
    与我下在同一个队的钟姓知青是沙河人,落户在他孃孃家,父母是老实巴交的搬运工人,家里非常困难。下乡不久,7月初的一个赶场日子,受当时吹起的一股返城风,抢户口的影响,他的一些也是知青的同学来到队上,邀约他前往公社,当着公社干部的面,强令他们拿出钟的户口。经干部劝说无效,知青们掏出刀子,撬了档案柜,拗了户口箱,谁知里面只翻到我的户口,没有钟的户口。知青们折腾半天,无功而返。岂料,这却为钟种下了祸根,据讲,恼羞成怒的公社武装部长曾表态:只要我在此当部长,钟就别想走出农村。果然,根正苗红理应比我早出来的他在乡下待了8年多,直到我读书出来工作之后,他才在开始落实知青政策的时候,招入县农机厂当了工人。其实,那天我上街赶场与知青们走岔了,要是碰上他们,我会劝阻大家不要去抢户口,抢了也无济于事。后来证明,抢了户口的知青们不仅同样下了乡,还留下了尾巴,多少受了影响。如果那样,钟也许不会在农村待那么久。
    乡下最繁重的农活是每年的打谷子。时值伏天,气温最高,站在稻田里上有烈日,下有烫水,上晒下蒸,还要长时间进行强度劳动,社员们称为“在血盆里抓饭吃”。一付拌桶要安排四个强壮的汉子,每人头戴草帽,全身上下只穿裤衩或围条汗帕,两人在前面弯腰割稻子,两人在后面往拌桶内摔打着稻捆,打下谷粒。个个挥汗成雨,人人剧烈劳作,打到拌桶内的谷子装满2大挑时,稍作休息后,打与割的人交换工序又打,直到再打下2大挑的谷子才结束割和打。然而,就在大家都筋疲力尽之时,还得将每人一担重200多斤的水谷子挑到公房晒坝里过秤,才算完成任务。这是一场与体力的抗争,也是一场与意志的拼搏,非一般的身体能干得下来。收工回来,腰酸背痛,四肢无力,累得只想休息,不想吃饭。在下乡的6年中,安排我打了3年谷子,我们2个知青加上2个社员组成一个打谷小组,都圆满完成了任务,虽辛苦万分,每次也获得了好评。
    下乡的当年,安排我在公房晒谷子,说是要一个能挑谷子的人,其余几乎全是妇女。晒谷子说起轻松,实则是我的体力活。每天两头最累,一早要把头天晒干水气的谷子在太阳出来前挑到晒坝上摊开,黄昏时要把当天晒干的谷子用手摇鼓风车风簸干净,全部挑进公房装上围包。这一出一进每天要挑几十挑,每挑近200斤重,全是我一人的事,好在距离不远,我还可以应付。 除开两头,中间的几个小时就轻松点,翻翻晒谷,扫扫稻草,还可抽时间休息。如果碰到下午变幻莫测的雷雨天气那才叫倒霉,必须抢在下雨前,把晒干的谷子赶忙挑进公房,又要把一晒坝半干的谷子刨拢用稻草盖好以免打湿。那种争分夺秒与雷雨抢时间的高强劳动,累得几个晒谷人上气不接下气,浑身衣服湿透。在农村,这种场面叫“龙嘴夺食”。下乡几年中,我前后晒过3年谷子,那些从我肩上挑过的几十万斤谷子和与天奋斗的场景,使我铭记不忘。
    我落户的房东,是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男的我叫他姑爷,一个50多岁,个头不高,身体干瘦,时常留有胡须的老头。他当了10多年的生产队长,另一个身份是全公社闻名的道士,有不少的徒弟和干儿子,人们称他“老师”。那年月大反封资修,这个行道不敢大张旗鼓地干,有了生意,收工后带上几个徒弟悄悄前往,法事做完又悄悄返回,神不知鬼不觉,不误出工,又找了钱,帮了丧家,又有好处,社员们不仅不鄙视他,反而提高了他在人们心中的名望。女的我叫她大孃,40多岁,人矮,一脸凶相,说话时指手划脚,口气和嗓音都很大,是当地有名的几大悍妇之一。夫妻俩有2儿1女,全是抱养。大儿在珙县巡场矿区当工人,家里给他娶了一个从小当童养媳的老婆,接连为家里添了2个孙女。二儿子上农中,又到县城上过高中后回家务农,不知何时继承了他爹的衣钵,当了道士。12岁的小女儿个子矮小,从未上过学的她只能在家干家务。这个拼凑起来的复合家庭由威严的老头当家,厉害的老娘掌控着内务,看似风平浪静,和睦相处,在此背后却潜藏着深重的情感矛盾与生活中长期压抑的积怨,以致在后来分别上演了偷情的闹剧、离婚的哑剧、重婚的喜剧和杀母的悲剧。这个家是典型的新社会里封建残余家庭的缩影,里面几十年发生的真实故事,完全足够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
   “文革”前,这老俩口怕我们不认他,相隔几百里还专门到家里来攀亲。“文革”开始,我父亲受到批判,他们怕沾上自己,交往少了许多。我落户他家,虽咬着牙同意了,却处处表现出嫌弃与不满,一怕政治上的牵连,又怕我出不了农村,永远赖在他家。因此,只把我当作他家挣工分的劳力、干体力活的工具、各季分劳动果实的户头。我做的工分算在他们家,我年终分的钱发给他们家,队上全年分的所有东西挑进他们家。除出工干活和上街赶场,其余都在这个家的支配管理之中。老头平时不露声色,道貌岸然,实则在幕后操纵,全由老娘出面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地铺派事务。她惯用的手法是声嘶力竭地指桑骂槐,我的对应办法是听之任之地置之不理。他们在耳房后面的吊脚楼上给我安排了一间小屋,刚好安下一张床和一个可作为书桌的平柜。这几个平米就是我的天地,我在此休息睡觉、看书学习、演奏乐器。他家楼上存有很多谷子,宁肯将前些年的谷子借给别家吃,自己也不吃,而是队上分啥吃啥。分了麦子,就每天收工回来几个年轻的用磨子手工磨成麦粉,连续很多天吃麦糊糊或麦粑;分胡豆就一连几天顿顿吃煮胡豆;分豌豆也餐餐吃煮豌豆,老的少的一个样,吃得大家端着碗干哽。好在我年轻体健,适应性强,只要吃得饱,上了年纪的人都受得了,我还怕啥?每餐吃饭我去添饭,两双老眼死盯着,深怕我吃多了。到芙蓉矿区去挖矿上丢弃的表皮煤运回来当烧煤这样的体力活就是我的事。一去好些天,住在矿上,吃在矿上,靠手和肩头去挖、去挑了10吨,用汽车运回来才算完结。
    1970年,“文革”进入派性抢权,争名夺利阶段,各派无暇顾及“臭老九”们,解除监管的父亲来到了我的生产队。刚一到,夫妻俩就告我的“状”,一是吃得,怕分的粮食不够我吃;二是我逢场必赶少挣了工分。按政策知青下乡供应了一年的粮食,每月36斤大米。我吃惯了定量指标,食量一直不大,单是这36斤已经够我吃了,何况头一年我在队上分了550斤谷子和许多杂粮,不知这些粮食我吃到哪里去了?我从初中起就有爱看报纸的习惯,乡下无报,只有利用赶场天,一是到沙河邮政所看看报,有事给家里通通电话;二是收取家里的来信和给家里回信;三是趁此机会休息放松一下。我父亲好言解释根本无效,反而引起他们极大的不快。无奈之下,父亲住了一夜便拂袖而去,从此再没来过,基本结束了同他家的交往。我仍在这个沉闷的家里住下去,看着他们的白眼,受着他们的刁难,我从不跟他们理论争辩,该干啥还干啥,忍气吞声地生活着。
    在这个人口不多的生产队里,我与社员们相处得很好。谁家修房造屋,谁家要搬运烧煤等大凡小事,我都去相帮。相帮是自愿的,没有工钱,主人家只管饭。我们2个知青去帮忙最受人家欢迎,原因是我们干的比别人多,吃的却比别人少。社员们都亲切地称呼我们“知二哥”,或干脆喊“王二哥”,“钟二哥”。那些与我沾亲带故的弟兄和老表们更是关照我,往往在关键时刻为我说话。有个我认的三哥是队上抓副业生产的副队长,这个经常为搞副业下宜宾、跑自贡的哥子脑子活、主意多、眼光远,曾公开向大家说过:我这兄弟下乡是短时间,今后一定要出去的。对于我在亲戚家的处境,他深表同情,多次催促队上修建知青房,让我们2个知青单独生活。
    1971年秧子栽完时,在三哥的努力和我们的期盼中,知青房终于动工修建了。工程进度缓慢,拖拖拉拉,临近打早谷子才将3间四周是土墙,上面用坡地上遮过红苕的麦草盖的草房修好。左面是厨房,砌了炭灶、柴灶各一眼,中间是堂房,放的是从沙河街上搬来的我爷爷遗留的一张残了一角的方桌,二条破旧的长板櫈和一个少了条腿的平柜;右面是寝室,与寝室一墙之隔的外面,挖了个粪坑,搭成一间简易的厕所。队上用知青下乡安置费买了两张床,一个柜子,一副水桶及锅、瓢、碗、筷。这30多平米的新家虽然非常简陋,我却异常高兴,今后可以独立自主地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行动,我的心情开朗了许多,亲友们也为我高兴。我的亲戚算得很准,我搬进知青房那天,刚好可以分到早谷子,所以他家没给我一粒粮食。我将队上分的早谷子打成米,就开始了新的伙食。我只把简单的行李和队上配置的几样农具搬过去,就算了结了同他家的关系。以后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他家的门坎我都极少跨进过。
   搬进新房,我们过上了另一种生活。我与钟二哥很团结,生活上互相关照,不分彼此。我下乡后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痛儿心切的父母总是适时给我汇点钱来,因此,经济上稍好点的我承担了大部分开支。尽管我们长年无油无肉,伙食清淡,我们还是生活得很充实,愉快。知青房内常常亲朋满座,听听我的半导体收音机的广播,欣赏我演奏乐器,大伙又摆摆龙门阵,小屋内笑逐颜开,其乐无穷,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钟二哥经常回去帮困难的家庭拉板车挣生活费,还把他分的粮食接济家里。知青房内只有我长期坚守,曾在家里干了1年烧锅煮饭的我,对这种自由自在的简单生活做起来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分开过后,我的自留地也独立了出来。以前是人家在我地上安排种啥,我帮着种啥,现在是我想种啥就种啥。我将大部分的自留地种各季的粮食,上半年点苞谷,行间榨红苕,四周栽点高梁,下半年点小麦。别小看这点只有1分面积的自留地,在我精心培植下,每年收的粮食可供我吃几个月。剩下的地种各季的蔬菜,空闲时就去培土浇水,拔草施肥。没有肥料,就用粪桶放在村小的厕所内接来孩子们的小便。这种不花钱的有机肥料,不仅解决了肥源,还使我的蔬菜和粮食长势良好,产量又高。这块地还是我的试验地,我用社员们给我的萝卜籽种出的萝卜又大又甜,同样的白沙地,别人的很小,我种的一个就有2、3斤重,自己吃不完还四处送人。我换来良种小麦“雅安早”点在地里,第二年,全队的麦子还是青的时候,我已收获了麦子,提早了近一个月时间。
    也许是遗传的关系,我从小就喜爱唱歌和乐器。下乡时带来了三弦、板胡和手风琴,农闲工余我就弹奏起来,借以散发心中的郁闷。我有一付好歌喉,面对青山绿水和开阔的原野,走在田边地头,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放声高歌。《北京颂歌》、《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乡》等十多首歌曲,是我经常演唱的保留曲目。尤其是出工、收工的时候,歌声飘荡在田野之上,河川之间,几乎全队都能听到。社员们说:只要听到王二哥唱歌了,就该出工或收工了。大概是我的爱好被传出了名,有次我家里来了个中年男子,未报身份,只叫我弹琴、唱歌,走时也没说啥,以后就无下文。几年后才知此人是县宣传队的负责人,知我名前来面试,之后打了报告想要我,不料人事冻结,不能进人,此事也就作罢。那年如果事成,肯定我走的又是另一条道路。
    队上有个与我同宗同族的伯娘,是个天下难得的好人。60多岁了还料理着家务,耕种着全家的自留地。后来得了类风湿,双脚站不起来,趴在地上还宰猪草。她和譪可亲,慈祥善良,时刻关心着每一个亲人,深受人们的崇敬与爱戴。她对我更是关怀备至,常常为我的境遇流泪,为我受的刁难大为不平。看到我房内残破的桌櫈,她才告诉我:亲戚家的所有家具都是我爷爷当年开旅馆和饭馆遗留的,他家把大件的和好的据为己有,把不能用的丢给我,可见此人心之狠毒。74年我在县里搞创作,无法顾及自留地该收割的麦子,伯娘就拖着病体割回麦梱,把麦子打下晒干,连麦脚子也给我留下。我回队后握住她的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她却说:这全都是你用汗水换来的啊!不能浪费。我工作后的第一个月,用工资买了纯毛毛线,请朋友给常犯头痛病的伯娘织了一条又长又大的头巾,既可包头,又可围脖子。每次出差走到这方,我都专门绕道去看看伯娘,问问她的身体,给她点零花钱。遗憾的是年满八旬走得匆忙的伯娘去世时,家里没来得及通知我,未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使我抱恨终天。
    伯娘有4个儿子,我的这4个哥子都是大队数得上的人物,大哥是生产队的蔬菜队长,不时会抽调我同他到沙河去卖菜。菜卖完总要邀我到馆子去“搓一顿”,这一顿虽只是几角钱一份的肉,着实可让常年无肉吃的我好多天都回味无穷。大队买了柴油机后,能干的大哥成了农机手,抽水、打米、打红苕,只要有机会,他都抽我去当个轻松的助手。二哥是大队干了多年的会计,那时没有文书,写写算算就是他的事。他老实忠厚,乐于助人,尽心奉公,口碑极好。在大队为我说了不少好话,办了不少好事。此外,他还是一个手艺不错的木匠,修了很多房子,做了许多家具。三哥是大队的赤脚医生,他从门外汉起一直钻研到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看病种药,下乡出诊,内科外科,样样在行,救了无数人,医了无数病,是乡、县卫生部门多年表彰的老先进。平常一些伤风感冒、防疫打针,他总是送药上门,对我无微不至。他娶了个贤淑能干的三嫂,人好手巧,尊老爱幼,极会处事,我伯娘跟她生活了几十年,在她照顾下安享了晚年。四哥是大队商店的代销员,全大队供应的物品都由他挑来卖给大家。那年月供应的日常用品非常有限,人多的家庭基本够用,我们单身一户就欠缺不少。特别是煤油,晚上要看看书,写写家信,费油较多,自然少不了找他麻烦,理解我们的四哥二话不说,每次都满足要求。几个哥子在我困难的时候,给我关爱,给我温暖,给我帮助,给我亲情。这种亲情延续了几十年,至今我们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甚至还延续到了我们下一代的身上。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上面布置要学习中央文件和“批林批孔”材料,队上被迫安排开会学习,我成了这些材料的专职宣读人。月光下,社员们坐在公房的晒坝上,听我照本宣科发下来的文件,又一字不漏地念不知从何处得来的报纸。我不厌其烦地读得口干舌燥,人们浑浑噩噩地听得莫名其妙,打瞌睡的、摆龙门阵的、做针线活的各行其是。会场内鼾声四起,话语一片,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对这些不影响生存危机的事件,他们从来充耳不闻、漠不关心,队上只能敷衍了事,走走过场。
    队上每年分的和自留地挖的红苕有一千五、六百斤,面对这好几个月极易腐烂的口粮,我绝不能让它损失掉,要想法在它们开始变质以前处理完毕。首先是连续几个月餐餐吃红苕,蒸红苕、煮红苕、煎红苕交换着吃,一直吃到腊月中旬我回家探亲为止,既能解饿,又不浪费,那段时间几乎不吃其他粮食。再是学别的社员制成苕干,我专门从沙河买来末煤,既可烧饭,又可炕苕干。每天把分的红苕在河里洗干淘净,连夜切成薯条,第二天一早挑到公房晒坝摊开晾晒,如太阳大晒一天几乎干了大半,晚上再在炭火上烘烤一夜,就做成了苕干。开始我将苕皮削掉再切,哥子们点醒我:哪家苕干削了皮?一是费时,二是浪费,以后我便连皮切,效率快了很多,一晚上我要切100多斤,红苕终于烂不赢我手中的刀。我的苕干很干,又干净,还在制作当中,就有人来借。我让人家按国家标准1斤3两还我一斤小春或大春,帮他们渡过了难关,我也免吃粗粮。剩下的我挑到花滩粮站换成粮票带回家过年。几年来,我炕了几百斤苕干,很大部分借了出去,别人陆续还我的小麦、大米就贴补在我的伙食中。直到在我读书、工作之后,都还有借家还给我粮票。
  1972年初,我还在叙永家中过年,突然收到“回乡进厂”的电报。这个没有一点前兆的好消息让全家都懵了,不知所措,商量再三还是决定提早回乡。一问队上却毫不知情,10天半月之后也无音讯,我只好顺其自然,仍出工干活。过了半年多才得知是自贡市来招本市知青,公社提出搭招其他知青,招人单位答应后,公社推荐了我,给我发了电报。岂料人家招了本市知青就一走了之,所以没有下文,空欢喜一场。
  几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和环境,把自己融入了农民弟兄的行列,一付农民的打扮,一套农民的习性。尤其是夏天,早上一起床就光着上身,一条裤衩,一双光脚,既好干活,又省衣裤。每年栽秧和打谷季节,我赤裸的脊背被烈日暴晒,先后要晒起水泡之后,脱掉两次皮。头两年不得要领,泡破溃疡感染痛了很久,后来有了经验,只要不擦破皮就没事。被晒得脱了皮的棕黑色的背膀,反倒为我挡了急风热雨,添了健康美色。我这点小事被社员们广为传播,直到今天人们还记得一年晒脱两层皮的王二哥。
  独立之后,更明白了工分的重要,工分是粮食,工分是金钱,工分多就不饿肚子,工分少会倒补钱。因此,我不得不采取些措施想方设法多挣工分。一是减少赶场次数,可去可不去就不去,少占出工时间;二是尽量争取做工分多的农活,如:送公粮,队上规定将公粮送到8里远的沙河粮站每25斤1分。开始我每次挑100斤才4分,后来我逐渐加码,105、110直到能挑130斤,并且跟壮汉们一样靠两个肩头一稍不歇,一肩挑到粮站,每天送3次,可挣15分半。又如:挑鱼塘淤泥,每方10分,我与钟二哥天一亮就动工,18担挑完1方,腊月的天气,我们干得穿条裤衩还在冒汗。一天下来每人挑了3方,得了30分,别人一家几口干一天才挑2方。再如:建勤工修公路,我同几个壮劳力一起抬石头,大的石头千多斤重,每人承担300多斤,按石方计算,每天可挣40多分。还有铲山壁、打谷子、挖红苕等农活,只要是包工,我每天都可挣20分以上。所以,每年我的工分都有3000多分,无论队上分值几何,我的粮食都分得较多,年底还能分到余钱。
  我是全公社首批下来的3个知青之一,第二年才陆续来了100多自贡、本县和各地的知青。每个大队都安排人去插队,还在红星大队专门建起知青队,集中了几十个各地知青住在一起。从城市来的知青们对陡然改变的农村生活和环境很不适应,思想动荡,极不安份,对繁重的劳动更是心有抵触,不愿干活。与我这样埋头挣工分,任劳任怨干活的知青想比,自然而然我就成了先进,当了典型。全社知青大会上让我讲话,我实事求是地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生存,为了不饿肚子,不补钱,多分粮,表现好点能早日出去,大家都是一样的命运,何苦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这些实话大概有点作用,知青们有所改变,惹事生非的事大有减少。公社干部们认为我这样的老知青能现身说法,教育帮助了大家,带了好头,从此对我更是刮目相看。
  有了自己的天地,我开始饲养家禽,一来自己可吃,二来可带回家过年。我喂了一群鸡和鸭,每天一早喂饱了放出去,让他们自由放养,晚上它们会自动归来,不用我呼唤。我用谷子打米剩下的糠作饲料,基本能满足它们的生长。喂的蛮鸭到年底长到6、7斤重,羽翼丰满,时常游荡到生产队的边沿,天快黑时,一展翅就飞到家门口,不用你担心,很是可爱。
  农具中最易损坏的是能装100多斤的撮箕,用的时候较多,一年几乎要用一担。这种简单的农具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编制,我没必要花钱去买,决定自己试做。从队上的竹林砍来竹子,在社员们的帮忙指点下学着他们的样子划成篾条,再试着编制。篾条虽划得粗细不匀,编得也不紧实,终归是亲手做成,解决了一道难题。
  生产队离家有好几百里,相隔较远,我每年只在腊月中旬回家一次,正月末返队。头两年受亲戚管束,分的东西一两一粒不给我,只有空手回家。独立后再回家就是品种多多,满载而归了。一担大包罗装满了队上分的果实:胡豆、豌豆、黄豆、绿豆、米豆、花生、芝麻、红糖、粉条、面条等等,还有我喂的大阉鸡和大蛮鸭,外加哥子们送的农产品。路再远,车难赶,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去,让全家分享我的劳动成果,也是我的劳动汇报。那时交通困难,要从队上走到巡场才能搭上宜宾到叙永的过路班车。东西多我挑不完,每回都有一个哥子送我,一个挑包箩,一个背背篼,徒步50多里到巡场还要住一晚上,第二天才有可能搭上回家的车。巡场到叙永车费3元6角,这3元多对我来说不是小数,要挣多少工分,要流多少汗水才换得来,我哪里舍得?于是,每次我都只买一半到古宋的票,心想能混就混,实在查到就补上,能省1分是1分。也许是老天也可怜我这钱少的知青,暗中帮了忙,在6年来来往往的10次赶车中,我竟然只被查到过一次补了票,其余的全部逃票成功,节省了一笔笔的钱用来买盐巴。
  家中最小的兄弟从基本没上文化课,只搞文艺宣传就初中毕业了。按政策他可以不下乡留在父母身边,但在政治高压下,他也被迫走上下乡路,并且一干又是4年。我们一家兄妹三人一共下乡12年,幸好二妹在1971年作为文艺人才特招进泸州市针织厂,使她少受了一些罪。
  大队有个乡村小学在我队地盘上,距我家仅400米。学校有公办、民办教师7人,女教师们生孩子或请假,不时请我代课,我一口应下。每天只有上午半天课,每月代课费24元,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公办教师中有两夫妇是大学生,与我们很谈得来,常邀我们去玩。那时没有电视看,晚上不是吹牛就是打牌,我不会其他的,只能打“争上游”和“接龙”,惩罚是输家钻桌子,玩得大家不亦乐乎,烦恼尽释。另一名公办教师是转业军人,经培训3个月来教书,他老兄可能小学没上几天,授课困难,又不好意思请教同行,便悄悄问我。有天晚上叫我教他二位数的乘法,第二天就听见他在给学生们上这课,谁知道他会不会误人子弟?
  1973年5月,“文革”中唯一的入学考试在县城举行,经公社同意的20多名知青参加应试。考前,我把学过的数学梳理了一遍:因式分解、勾股定理、解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立方程解应用题等,对我这个66级的毕业生应该问题不大。笔试顺利完成后,我还报了加试英语。我小学和初中学过4年英语,在老师和懂得些英文的父亲帮助下,成绩都在90分以上,下乡时还带来一本英语版的《毛主席语录》。加试是口语问答,老师问了我5句,多年没练口语已经生疏的我答了3句。过后,一位熟悉的监考老师告诉我,口语老师说我的成绩很好,答对的最多。此次考试父亲非常重视,看作是我走出农村的好机会,专门到长宁陪考,又托人打听到我的考试成绩为86分,属优秀范围,心想已成定局,必走无疑,满怀信心地回家等待录取通知。孰料,半路冒出个白卷大王张铁生,经他一搅和,考试全部作废,又改为了推荐入学,所有考生与家长被愚弄了一场。父亲赶忙联系一些学校,希望录取我入学。哪知他们全都敷衍塞责,推三阻四,均未见效,失去了当年的机会。这次失利,使历来循规蹈矩一身文气的父亲看到了社会的复杂与诡秘,无奈之下,逼得他使出了知识份子的最后手段,愤而找到地区教育局,义正辞严地强烈要求调到高县师范,决定利用学校招生范围的权利把我招出来。当年8月,父亲调动成功,为我吹响了脱离农村的前奏曲。
  与社员们相比,我们知青的生活条件要辛苦得多。别人有老人在家煮饭,下工后进门即可端碗吃饭。我们只能回到家再煮饭,等我们吃过饭,大家已经休息之后又该出工了。每年开春有段时间青黄不接,地里的菜没长出来,我们没有菜吃,除亲友偶尔送点外,大多数时候是靠泡海椒或泡生姜煮汤下饭。如果我一人在家,时常煮盐稀饭就对付了,既可节省燃料,又不要菜下饭,还可使尿多增加肥料,真是一举三得。虽然有时无菜吃,我却常年吃的是米饭,麦子在面房换面条吃,苞谷、高粱去换粮票,唯有红苕要吃,其他粗粮都不吃,这就是我精心计划、巧妙安排,从不浪费的结果。社员们说:王二哥的生活是全队过得最好的。队上每年收的菜籽换的菜油每人只能分到1斤,吃完之后,我们处于无油状态。后来发现有的社员家用菜油点灯,就与其商量,用在沙河想法买到的柴油跟他们交换,1斤换1斤,并补给他们差价,他们有了照明,外加一些钱,非常乐意。这样便解了我们无油之难。
  这方有句古话叫:沙河的锭子,花滩的顶子。说的是沙河人好打架,花滩人好做官。沙河知青那些年确实相当出名,一是团结,二是凶悍。途经沙河的宜珙铁路列车上有个列车员有次查到一个沙河知青逃票,让他补了票。第二天返回时,一群知青将这个列车员拖下火车打个半死。此后几年内,沙河至宜宾段的返往列车再不敢查票了,看到知青模样的人更是惊恐万状,避之不及。我乘此东风,时不时下宜办事、游玩,来去都大摇大摆,从不买票,更无被查之忧。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和中秋,与我关系甚好的沙河知青们都要到我队上小聚,他们带来菜油和酒,又从河中现炸来鱼,我出鸡、鸭、大米、蔬菜,大家动手,分工合作,各显手艺。我小屋内歌声不断,琴声缭绕,笑语喧天,其乐陶陶,吃了美味佳肴,玩得心花怒放。这也许是在苦中作乐,也是一种在沉闷压抑的环境中难得的情感释放。
  队上有个李姓老党员,是大队副支书,他忠厚老实,为人正直,仗义执言,可惜娶了个极不会理家管事的老婆并养了一堆的小孩。他的家是那种“有来一顿怂,没得吃谷种”的典型,有了粮食就大甑小甑毫无节制地煮,全家敞开肚子大碗小碗的塞,还不把粮食放在眼里,随心所欲地浪费,无所顾忌地糟蹋。等分的粮食吃完,家里就没有了余粮,便四处借粮,八方负债。我的良种小麦刚收,老李就上门求借;我的红苕干炕完,他又来告赊。我看在他平时对我很好,关照我,维护我,是个好人,就分别一样送了他10斤,不让他还,他对我感激不尽。
  小河对面那个生产组有个罗姓姑娘,单纯质朴,为人热情,有一付高挑的身材和一张还算漂亮的脸庞,她是家里的幺女,集全家的宠爱于一身。农中毕业后到县城读了高中,返乡不久当上队里的记分员,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勇于吃苦,热爱劳动,还公然和男劳力们到50多里远大山中的煤矿为家里挑煤炭。在回乡青年中是个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的女性,我私下给她取了个名叫“黑牡丹”。不知是对我这个知青的好奇、怜悯还是喜欢我,她经常利用记工之便,在出工前到我的小屋内来玩,与我谈笑风生,畅所欲言。有好几个月,我发现我的工分被多记了一些,不知是她有意还是无意。我只当事情从未发生,不询问,不点破,涉及感情上的事和话更是一概不谈。当时并无知青不许恋爱、找对象、结婚的禁令,但要想出去,拖家带口是绝对不行,我把这看作最大的忌讳。邻社有个刘姓姑娘大概看上了我,托人前来试探,我一口婉拒。何况这是本社本队,落下一点话柄,定会前功尽弃,断了出去的路途。
  我健壮的身体在乡下没有患过大病,唯一的病痛是73年11月患痰火。时值农闲,不知何故我的大腿根红肿发烫,疼痛难忍。第2天拖着病腿,花了比平时多几倍的时间才走到公社医院,院内仅有潘老师看守医院,此人医术高明,对我较好,我也尊重他,因出生不好被管制使用。他给我上了油膏,让痰火灌熟灌透明天再来开刀除脓。第3天,又用了几个小时走到医院,他说开刀没有麻药,要我忍着用刀直接开。无奈,我咬紧牙关挨了一刀,谁知一刀过后他发现腿根肉太厚,没有切到位。我忍着剧痛又挨了一刀,他挤了又挤,压了又压,脓血出不来,随手拿了一个药瓶,点了火丢在瓶内按在我的伤口上,不一会就用火罐抽出了大半瓶脓血。之后,他为我消毒,用青霉素药水注入伤口,又放入药捻,封好伤口,让我回去,2天后来换药。排出脓血我立即好了很多,不再疼痛,像好人一样回到队上。第4天,队上安排的建勤工恰好修医院门口到沙河的公路,我没有了痛感,就同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以后只换了一次药,腿病就这样好了。
    可能大家认为我表现好,大队突然宣布我担任队上的民兵副排长。要知道,只有贫下中农的后代才有资格当基干民兵,我这“臭老九”的儿子连民兵都不能当,更不说任副排长了。我有自知之明,多次向大队请辞,大队不仅不允,反而派我参加了公社的好几次武装民兵训练。我这“反动学术权威”、“四类”知识份子的子女居然还握起了枪杆子。
  1974年正月中旬,县文化馆借调我去搞音乐创作。到了文化馆,与2位搞文学创作和几个美术培训班的知青们一道工作和生活。每人每月发24元补助,12元作馆内食堂的伙食费,12元带回队去评工分,各人交粮30斤,吃同样的伙食,生活过得简单朴素。因暂时脱离了农村的劳苦,大家都心情愉快,喜笑颜开。9位来自各地的知青各搞各的专业,各钻各的业务,同时又一起印发全县的文艺宣传资料,一起组织县里的文艺表演活动,大家团结互助,友好相处。我在这里写出了我的第一支歌曲,从此走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开始了群众文化工作的事业。我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接连创作了一批独唱、齐唱、表演唱歌曲,大多数参加了各种演出。其中有1支还被县上推荐到省上作为《战地新歌》的备选歌曲。这期间,我同县里文化、教育部门的人员和领导共同研讨作品,组织活动,他们对我的工作和成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肯定。到了5月上旬,考虑到今年要争取走出农村,必须由大队和公社推荐出来,不能在外耽误太久,还得回队表现一番,于是主动要求返回生产队,结束了几个月的创作工作。
  托知青家长李庆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诉苦信的福,给知青们吹来了一股温暖之风,上面要求各地搞知识青年在乡情况调查,5月中旬,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团委书记老张找到我,说是公社委托我在全公社进行知青调查,派了一个全姓知青协助我,要走遍凡有知青的队,了解具体情况,反映知青困难,集中知青要求,征求知青意见,写成调查报告。我同小全逐一走访有知青插队的生产队,看了他们的住房,问了他们的生活,见了他们本人,将他们的意见、困难和问题,如实记录和整理,并加上我们的看法和建议,很快写成了知青情况调查报告,交给公社审查并报到了区里,仅历时半月就圆满完成了任务。
  公社对我给他们做的工作非常满意,对我在农村的表现更无话说,派了老张动员我加入共青团。几年来,因父亲的问题和“臭老九”家庭的背景,我对政治上的要求毫无奢望,只想靠埋头苦干寻找一条出路。但领导们的关心不能漠然置之,我写了入团申请,没几天就批了下来,一个月后还被评为当年全县表彰的优秀团员。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了县城醒目的光荣榜上。
  6月初,我刚回队干了几天农活,公社通知区里抽我去搞全区的知青调查。我独自一人走访了太平公社、三元公社和花滩公社,发现知青们的情况,困难及要求大都一致,没有新的发现,就在我写的铜鼓公社知青调查报告基础上稍作修改,就写完了全区的知青调查报告,历时不到10天便交了差。调查情况报上去后,知青们的待遇并没有多大改善,只是每个知青按上级规定供应了几个月的食油;少数队上分的粮食太少,不够吃的知青,由国家补充供应半年每月36斤粮食,其余的一如既往,并无变化。
6月中旬老张又来找我跟他到古河去为知青队调运修房子的木材。我俩徒步100多里,到古河选好了木材,老张回公社联系汽车来拉,我留下看守木材。我陪着一人多高的大树木材一住就是10天,直到老张两次随车来运,才把木材运完。在来的路上,老张对我讲:公社领导们研究,我是老知青,表现好,在知青中有一定威望,希望我能留在公社当干部兼知青队队长,并在三个月内给我解决入党问题。那时的知青队混乱不堪,几十个知青在一起思想极其复杂,劳动不参加,每天光玩,内部不团结,拉帮结伙,吵架打架时有发生。女知青们更是遭殃,有的男知青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意侮辱、玩弄女知青,逼疯的有,逼跑的有,无人敢管,无人能管,搞得乌七八糟。这个火坑我不能去跳,也不想留在乡下,便请老张转告公社领导:我想去读书,多学点知识,望领导们支持。

三、 推 荐 风 波


    1974年7月,期盼已久的本年入学推荐工作开始。大队毫无疑问地推荐了我,我想此次该顺利出来了吧,不料,刚到了公社第一关就出了问题。那个罗姑娘的哥哥是造反派的代表进入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为了使他的亲妹妹走出农村,利用他的地位以及造反派人多势众,声称罗姑娘具备回乡青年、回乡女青年与回乡青年必须占一定比例的三重优势,强迫公社推荐他妹妹而把我拉下来。那年名额有限,每个大队最多推荐一个,有的大队还摊不上一个。在高压之下,公社不得不选了罗姑娘,推荐榜上没有我的名字。推荐会结束,参加会的二哥连夜赶到我家里,给我讲了推荐经过,要我尽快想法。第二天一大早,我到公社询问了情况,干部们说:我们在造反派的强大压力下迫不得已这样做,目前只有由县上出面才有改变的可能。同时为我以公社革委会的名义出具了我表现好,因名额太少没有推荐出来的证明材料。我立即马不停蹄徒步60里路到了县上,找到我在搞创作时认识的教育局负责招生的领导,向他们讲明推荐经过,又递上公社的证明材料。他们商量后告诉我:招生办打电话给你们公社,说他们报上来的名单没有优中选优,好中选好,必须重新推荐。我马上又徒步返回公社,干部们已得到县上电话,决定第二天重新召开推荐会,要我把来不及通知的马桥、五星、和睦三个大队的开会通知送过去。我沿着三个大队的路连夜送达参会人员手中。绕了一大圈,当夜在沙河亲戚家住下,一天下来,我走了150多里路,累得躺下就睡。第2天上午回到队上,中午时分二哥到家告诉我,第二次会上推荐了我,榜上有了我的名字,把相邻大队的一个知青拿了下来,原因是罗姑娘的哥哥势力太大,罗姑娘依然在名单之上。我明白这是公社干部们无可奈何作出的决定,强权的造反派得罪不起,表现得好的我都走不了又说不过去,今后的工作更难做,只能委屈那个知青了。这样一来,不仅我们大队,而是一个生产队竟然推荐了2名人员,占了2个名额,这在全县恐怕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次推荐轰动了全公社,不少人为我抱不平,我们大队副支书老李说:王二哥都走不了,全公社没有一个知青可以走,这是鬼冬哥生胡子——人做的。很多人还说:王二哥走不了,我们要去找公社说理。后来看到二榜上有了我的名字,推荐了出来,他们才放了心,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冲过了公社推荐关,我认为总该平安无事了吧?岂料才过几天,更大的风浪又被罗姑娘的哥哥掀了起来。可能他怕一个生产队很难走出2个人,于是伙同造反派一批人,采用了当时他们认为最可怕也是最有效的手段。7月中旬,县城最繁华的十字口贴出了当年招生工作的第一张大字报。署名“革命群众”指名道姓说我倚仗是高师校的教师子女,今年一定能招出去,因此,生产队自留地里麦子不点了,萝卜扯了,门口的甘蔗砍了,劳动不参加了,影响极坏,社员们反映很大等等一套编造出来的谎言。大字报一贴,全城轰动,一个月前同样贴在此处的全县表彰的优秀团员光荣榜上的我,竟然是这等人物,两个明显的反差,引起人们强烈的质疑。没过几天,“革命群众”又贴出第二张大字报,说公社书记包庇我,本来表现不好,硬说成先进,得了我的好处,收了我的东西等等。这些无中生有的重磅炸弹,把公社、招办和我炸得无所适从,将我逼到了万丈深渊的悬崖边上。在那决定广大知青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候,多少人关注,多少人活动,多少人争夺,多少人拼斗,寻找关系,利用帮派,拉拢权势,请客送礼,各显其能,各施招数。大家都知道通过招生入学走出农村是一条改变知青命运的有利路径,竞争对手越少越好。我被这接连出现的大字报打压下去,真是束手无策,无计可施,看来只有坐以待毙了。熟悉我的朋友认为我今年很难走成,纷纷为我叹惜。
  大字报事件惊动了我父亲的学校,其时,正开始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教师的作用,逐渐要求为老师们解决一些困难,碰巧那年全校老师子女下乡的知青中,唯有我一人推荐出来。学校校长为此特意到地区教育局请示后,专程来到长宁县,向县领导申明:经地区同意,我校家属子女只要大队一级推荐出来,即可招入学校,请县上配合。不知是这把尚方宝剑有镇邪的作用,还是招生单位挑选人的权力所致,对我的流言很快就不攻自破,销声匿迹了,无人再提及,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我这时才放下了压在心里的大石头,安安心心地在队上劳动。
    8月初,老张到队上给我一张公社书记写给我的字条,上面写了一行字:请帮忙将下列人员招入高县师范。其后有三个名字,首先是我,二是公社书记的小姨妹,三是本社一个干部的儿子。他们深知,这个时候招生学校具有巨大的权利,要招谁,谁就能走,不要谁,谁就走不了,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学校手中,想通过我这个学校的家属子女和招生老师的关系,把他们的亲属招出去。我收下字条,答应尽心竭力去办。后来我为此二人说了话,做了工作,使他们与我同时招入师范,成了一个年级的同学。
  8月下旬,县文化馆通知,要将我的2支歌曲推荐到省,作为北京的歌曲集《战地新歌》的备选歌曲,叫我去修改作品,这期间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事。一天晚上,罗姑娘的一个亲戚找到我,首先代表罗姑娘的哥哥诚恳向我道歉,说不该在公社推荐会上压制我,更不该在县城贴我的大字报,望我体谅他们的初衷,理解一个哥哥为了回乡的妹妹走出农村的所作所为和苦心;其次请我帮忙将罗姑娘招入高县师范。原来,此时已经到了各招生学校的选人阶段,是否能走,基本定型。在她哥哥的操作下,联系的宜宾卫校没要她,又找了自贡卫校,也未成功,毫无办法之下才低三下四请我帮忙。我考虑一下对他讲:县上的工作你们去做,只要县上通过,学校那方我不反对。到了10月,父亲打来电话说:校长问他,罗姑娘的哥哥整过我,影响太大,学校是否要录取此人?我对父亲说:其一,此女是回乡青年出来不容易,错过这次机会,也许今生无望了;其二,整我的是她哥哥,本人并不坏;其三,她与我们还沾点亲戚关系,看在这几点上,把她收进学校算了。就这样,我没有违背诺言,罗姑娘进了师范,后来还与我分在了一个班。但对其中发生的冲突,变故和波折,单纯的她也许至今还不知道。
  8月末,我又遇上了2件事,一件是太平公社的武装部长在文教局老罗陪同下来找招生老师。招生期间,手握大权的各校招生老师成了名人,四处邀请,八方招待,迎来送往,应接不暇,为了减少家长们的纠缠,就到处躲避,县招待所的房间里很难见到他们,我反而每天为他们看屋。招生老师不在,又怕错过时机,2人便委托我给招生老师讲,请把太平公社的一个许姓女知青招走。说此人是自贡知青,年龄较大,今年不走就超龄了,自贡卫校没收她,寻死觅活地哭了几天,请高师校一定收下她。我一听,顿生怜悯之心,答应了下来。半夜2点,2位老师才回来,我给他们讲了情况,添上了她的名字,收进了高县师范。另一件是我公社知青队的会计、宜宾来的刘姓知青,其父是原宜宾医药公司经理,被打成了走资派。这次招生他联系了宜宾卫校未走成,来到县城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把他叫到招生老师的房间,他倒头就睡。半夜时分,几个招生老师来这间屋内打牌,只听泸州警校周老师讲:我都准备走了,还有1个名额没落实,硬是恼火!我一听,马上对他说:这个小伙子也填了警校的自愿,是第3自愿,你不如把他招了吧!我把小刘叫醒,介绍给了周老师。周老师见此人五官端正,规规矩矩,彬彬有礼,立即来了精神,问了问他的情况,叫他写写钢笔字。小刘平常能说会道,字又写得好,拿起笔一口气写了3首毛泽东诗词。周老师非常满意,要他明天回队去,不要声张,1周内定能收到录取通知。事后小刘顺利进入警校,无疑充分发挥了他聪明伶俐的特点,在行业里干得不错,前些年听说他在中央公安部任职。离乡前,他来队上想与我告别,未曾谋面,我们也就断了联系。至此,那年我直接或间接地帮助5人走出了农村,找到了各自的工作。而像我们1个生产队1年走出2个人去上学,这在全县大概都是史无前例的。
  9月中旬,父亲来电话,说他的好友,我的音乐前辈符江中学兰老师给我联系了四川音乐学院,他认为我应该到音乐学院系统地学一学。音院来招生的杨老师是兰老师的同学,要面试我,叫我到宜宾地区二招待所去见他。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宜宾,杨老师简单问了几句,随手拿了一张《人民日报》,指着上面迎接国庆专栏登载的诗选了两首,要我在2天内写1支独唱歌曲和1支齐唱歌曲。我在他隔壁房间里推敲歌词,选择风格,捕捉旋律,认真谱写,到下午4点钟,2支歌曲谱写完毕。杨老师仔细看后,认为我具有作曲系大二的基础,他非常愿意招我入音院,但宜宾地区今年没有作曲系名额,他要回学院去协调,与其他地区交换一个作曲系的名额我才能入学。并要我做通县上的工作,把我的材料报送地区,哪怕在计划名额之外报上去都行,他不能直接到县要人。殊不知县文教局领导通不过,说我是人才,县里需要,只能读师范,毕业后要回县,读了音院就回不来了。说了多少话,做了多少工作都无济于事。一直拖到10月尾,杨老师来信说他不能再等了,学院招生工作将告结束,再等就有开后门之嫌。他无法才在屏山县招了一个懂点音乐的知青顶了我的名额,他为我没能上作曲系而惋惜。为此,我的大学梦又被无情地打碎了。如果当初放我进了音院,肯定我将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后半辈子的历史也将重新书写。
  那年招生工作拖得很久,直到12月中旬才收到高师校的录取通知。尽管我知道进校已没有任何阻拦,还是在队上耐心等待。音乐学院没去成,我沮丧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么好的机会都难了我的心愿,想想这就是我的命运所致。好在父亲在学校,我可以顺便照顾一下年老的父亲,心里才略为平静。录取通知收到后,我立即着手办理相关手续,迁移户口、口粮转移、粮食供应等等,公社、区里一连跑了几天,才办理完毕。原本打算悄然离去,哪知我伯娘一定要为我举办庆贺离别酒席,说是要让我风风光光,体体面面地走,一扫被人刁难、挤压的秽气。我从沙河搞来些肉和酒,伯娘一家为我忙前忙后,在他家里摆了10来桌,与我同在一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同甘共苦几年的亲友们全都祝贺我能去上学读书,应了队长三哥的话,我终于等来了走出农村的一天。我逐个向他们敬酒,答谢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和关照。我的那位亲戚也来了,板着脸不说话,谁知他心里是啥滋味。
    本来简单的行李自己就能挑走,可是2个哥哥执意要送我到学校。于是行李一分为二,添上了亲友们送的东西,还有学校规定必带的我用了几年磨掉手上不少老茧的锄头和在肩上挑起过很多200多斤重担子的扁担。我们3人从生产队一路步行到巡场才赶上到学校去的车。6年来,这条路我走了10次,每次都是那么的沉重与郁闷,而这次,我的心情格外的愉快,思想特别的轻松,腿脚相当的坚实,步履非常的轻盈。我一步步地走出了农村,又一步步地走近了我的理想,我的事业,我的希望和我的未来。别了,养育我6年的土地;别了,靠着你我生存了6年的山水;别了,我难舍难分的亲友们。这里留下我无数的汗水,留下我酸甜苦辣的生活。我带走了那些艰难岁月的记忆,也带走了永生难忘的亲情。我从此脱离了农村,结束了6年的知青生涯,将在另一片天地里闯荡和奋斗,用另一种劳动播下种子,收获不一样的成果。

后   记


    伴随着“文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击碎了我的大学之梦,剥夺了我的本来意愿,修改了我的人生轨迹,斩断了我的平坦道路。为此,我花费了不可再来的岁月时光,牺牲了永远丢失的青春年华。6年,人生中有多少个宝贵的6年?这本该上大学的时间,我却被强制地消耗在田野上与山水间,周而复始地做着我极不情愿做又不得不做的劳动。当然,6年的知青生活,为我增添了人生复杂的经历,书写了平生苦涩的一页,从中懂得了勤劳节俭,艰苦朴素,自力更生和人情冷暖。这是在任何学校都没有的另一种教科书,是一种催人奋进与不断拼搏的助推剂。
  因为这段经历,我异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和工作机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其中。师范音乐班毕业后,教过短暂的书就从事了群众文化工作。音乐创作、搜集民间音乐、组织、辅导群文活动、培养音乐人才、研究音乐与群文工作理论是我的专业,我为之奋斗了36年。我的歌曲发表过,获过奖,上过京;我的论文登载过,宣读过,得过奖;组织过群文活动100多次;培训的几十个高中生考上艺术大学;几十个初中生进入艺术中专;上100名学生艺术人才受过奖。我在中国函授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补充过营养;加入了四川省音乐家协会;担任过几届宜宾市音乐家协会理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先后被评为群众文化专业的馆员和副研究馆员的技术职称。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孩子们都有各自的工作。2010年光荣退休,为我的工作和事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应该是幸运的,曾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而今又有能维持温饱的退休费,与那些从来没有工作或单位倒闭或失业待岗,还在为温饱奔波的回城知青们相比,我是富足的。烈日下打谷子,口渴难忍时俯下身子埋头就喝不管干净不干净的田水;栽秧子和糊田坎时,半截露出水面的大腿上密密麻麻被墨蚊叮咬的血包;那根压在肩上4个汉子就能抬起千多斤重大石头的杠子等等,这些场景和细节,使我时常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还是农村集体经济落后衰败的佐证。我分的稻谷从第一年的550斤到第六年的280斤,年年降低,每况愈下;劳动单价更是可怜,从开始的5角4分到最后的2角2分,岁岁下滑,逐年递减。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没有自主权,管理不得力,这就是集体经济的弊病,也是它走向消亡,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
  我当了近6年的知青,从城市到陌生的农村,由城市生活换成了生疏的农村生活,从城市青年转变为近似农村青年。这期间,农村的犁耙铲搭、抛粮下种、栽秧打谷、划篾纽索等等农活,除犁和耙因工具太少未让我干以外,其余我都能熟练操作。不仅如此,我还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了解了农村政策,在锻炼了自己体魄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思想与意识贴近了农村,贴近了农民,贴近了农村政策。6年中,我经历了1969年知青运动以来发生的所有事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时期的见证人之一;6年中,我与父老乡亲们朝夕相处,并肩劳作,播下了深厚的友谊,结下了千丝万缕的感情。工作后,我的群众文化和民间音乐工作又与农村紧密相关,更增添了我对乡亲们的心结。无论我调动到哪里工作,我时常关注着农村,关注着农民,关注着农村政策。我为农村今天的发展变化而高兴,为农民今天的丰衣足食而欣慰,为农村政策今天的宽松惠农而欢呼。
  退休后,我定居在长宁县城,每年要回到生产队好几次。看看我健在的哥子们、乡亲们,参观他们的新居,问问他们的生活,听听他们的规划,尝尝他们的佳肴。我们一同讲述那些津津乐道的往事,一同回顾那些绘声绘色的情节。大家一起乐、一同笑,忘记了年龄,忘记了岁月,仿佛回到了用麦草盖的知青房,回到了战天斗地,挥汗成雨的田野上。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经历,这方土地和这方人,一直在我的心里磨灭不了。虽然我在此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有一种情怀却使我刻骨铭心,毕生难忘。尽管我早已回归了城市,回归了城市生活,我依然对她魂牵梦绕,情愫缠绵。思着她、想着她、挂着她、念着她,挥之不去,抹之不掉,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紧紧地拴着我的心,系着我的情,此生不会消失。我深切地知道,我的心永远都会和她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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