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
我的大学梦
2013-5-17 15:36:21

徐润琪

(一)高考梦碎


    每当看着我的学生们踌躇满志地跨进大学校门,翻开人生新的一页的时候,心绪就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从前,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大学梦。
    我的大学梦从萌芽到成功,花了15年的时间。而广义上的大学梦,却跨过了将近40个年头……。
上大学的萌芽应该来源于父亲。他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是我们县份上唯一高级中学(旧名川南中学)的高中数学教师。属于边远小城的高级知识分子,工资待遇比县委书记还高,据传学生的问题从来没有难倒过他。因此,从周围、从父母、从自己的潜意识上就是应该读书,上大学。
    这种上大学的意识应该说是上了高中才逐渐清晰化的。1963年,我考上了高中,这在当时我们县份上是极其不易的。我们县和邻县,2个县只有1个高中,2个班60来人。上了高中,意味着考大学成为了可能,但是,上了高中,也意味着毕业后在就业和升学之间的选择。潜意识告诉我,一定要上大学!
    但是,按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幸运的天平并不偏向于我,不,不仅不偏向我,而是对我特别的不公。当时,社会政治环境越来越严峻,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父亲的大学经历对于我没有成为财富,反而成了背上沉重的包袱。我,以一个不到弱冠之年的幼小心灵,承受着难以言表的政治压力。第一,由于父母在解放前3年,有20担谷子的地租收入,被划为地主成分,第二,由于父亲在当时的中央大学读书时,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当时蒋作为中央大学名誉校长到校训话,父亲作为学生,被接见过一次),这样的政治背景,在当时的严格审查制度下,要考上大学时何其艰难!
    1966年高中毕业了,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教导主任跟我做工作说:按照你的学习成绩,你可以报考清华大学。如果你考上了清华,不仅是你的光荣,也是我们学校的光荣啊!他还举了好多例子,哪些哪些……都上了……。
    但是,我没敢填报清华大学……。
    年年的政治运动,不断的政治压力,在吞噬着我的信心。我的第一志愿是:成都农机学院。但是不久,成都农机学院的梦也破碎了……。
    “文革 ”不断发酵,澎胀了。填报了志愿,交了志愿表,离高考还有20天的时候……。
    我们听到了北京市4中和北京市女一中的联合倡议:解放后17年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必须废除旧的高考制度,每个高中毕业生除了取得文化考试的毕业证书以外,还必须取得工农兵的思想毕业证书。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废,而这一废,就是12年……。


(二)第一次上山下乡

    我这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高考梦,破碎了。随着文革的逐步升级,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而根本的改变。
    而文革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是《五一六通知》,那时,我们正处于高考复习阶段,全国教育系统从上到下,开始了对学校领导、对老师、甚至对学校工友的批判。我们的班主任、任课教师都被贴上了许多大字报。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对于这场运动的最初理解多半觉得好玩。
高考制度的废除,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场革命的严酷。1966年8月9日,《文革16条》发表,国家面临全面的动乱,我们这批应届高中毕业生虽然大学考不成了,却面临是否就业,如何就业的现实问题。根据上面的指示,学校将毕业学生分成3个部分,少部分同学被抽调到泸州,教师暑期学习班上帮助整理老师们的材料,多数同学分配到富顺县农村搞四清,剩下的少部分同学由地方安排。我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列入“剩下的”少部分范围。
    所谓地方安排,就是不安排,把皮球踢到地方上去。因为我户口所在地是县城关镇,所以叫我回镇上安排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人都被编进由家庭出身为基础的等级制度,社会也成为组织严密的身份社会。文革开始以后,阶级斗争搞得越来越左了,我们这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自然受到打击。这是我人生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打击,这一年,我刚刚19岁,我的同学们、朋友们各奔东西,我没法找人倾诉,无奈之下,找到我们的班长,他比我大好几岁,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他给了我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无奈,还是无奈…。我拿着学校开具的介绍信找到了城关镇有关领导,请他们安排工作,得到的答复是,我们镇上没有合适的工作,只有零工活。我一下子心冷了。我的“工农兵思想毕业证”怕是拿不到了,只有一张所谓的“文化毕业证”,以后的大学是没有希望了…。
    但是,骨子里又有一种强烈的不甘、不服,凭什么不让我去取得这张“思想毕业证”,为什么凭空剥夺了我的资格?!当时公开的党的阶级政策不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我一定要证明我的政治表现是合格的。不,不仅是合格,而且是优秀的!
    怎么办?怎么去取得这张对我的未来,对我的政治表现极为重要的“思想毕业证”呢。我想到了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一词,源于1956年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提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1963年和1964年,我们县城和乡镇也与其他城市一样,从中学毕业生中组织了不少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他们有的一下去就是10多年。我当时因为考上了高中,没有能够报名下乡,看着曾经的同学们披上大红花奔赴农村的场面,着实羡慕了一回。我这时想到上山下乡,其实是一种政治上洗刷自己、证明自己的一种天真想法。
    我又找到我们的班长,他是山区农村来的同学。我请他介绍我到他们家乡去劳动锻炼,取得当地基层组织的“毕业证书”,他同意了。于是,我带上粮票和伙食费步行70华里山路,来到处于山区公社的这个生产队。生产队对我非常欢迎,安排我住在一户出身最好,家庭条件尚可,待人最为诚恳的生产队保管员家里,他们收了我的粮票,没收我的伙食费,说是大老远的从城里来到乡下帮我们干活,我们没给你记工分就很对不起了,怎么还要收你的钱呢。对于山区农民的朴实和真诚,使我这颗总是受到歧视的心灵感到莫大的安慰。
    第2天就开始跟农民们一起出工,迈开了我取得“工农兵思想毕业证”的第一步。我们小县城的孩子,虽然从小就为了供应家里的用水和燃煤学会了担水、担煤等体力活,但是真正这样整天整天的劳动还是第一次。一天下来,筋疲力尽,真想躺下,但是,我是来干什么的?是来取“毕业证”的啊。于是,忍住疲劳,拿起水桶去担水。主人不让我去,叫我休息一下,我坚持要去,担水这事我还是能胜任的。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主人拿出玉米来,在石磨上磨面,这是每天必须的工作,因为每天的主食就是玉米啊。他们将玉米磨成面后过筛,进行分级,做饭的时候,把大颗粒玉米先下锅,小玉米粒后下锅,碎玉米粒垫在筲箕下面,将煮涨的滚烫玉米粒淋在上面,沥干后再用细玉米面拌匀,放甑子里蒸熟,这就是每天吃的纯玉米饭。我于是就每晚帮他们推磨,主人虽然多次不让我推,可是磨不过我的坚持。但过了不久,晚上再也没看到主人推磨,我也就无从帮忙了。有一天,半夜醒来听见磨子响,原来是主人怕我太累,晚上先睡一觉,再起来推磨。那一刻,我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了…。
    又一天晚上,霹雳的炸雷把我从梦中惊醒,外面是瓢泼的大雨和呼啸的山风,我们住的房屋是泥土筑起来的土墙,麦草盖的屋顶,在这风雨飘摇中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我赶紧起来,发现男主人公不见了,我冒着雨冲到外面,借助闪电的亮光,看到他正在疏通屋后的排水沟。大雨夹着泥沙倾泻下来,屋后深深的排水沟顷刻就填满了,要不是及时疏通,房屋就完了。主人看见我来了,叫我赶快回去,我也顾不得了,拿把锄头跟着主人淘沙…。雨,渐渐小了,房屋保住了,我们都成了落汤鸡…。通过这件事,我不仅认识了山区农民勤劳、勇敢、艰苦、朴实的品质,还切实感受到与大自然抗争的艰苦、卓绝。
    农村的生活,习惯了也挺有意思。生产队一大帮人上山干活,得有组织,有纪律。在这山区农村,有一种特别的农活叫“薅(hao)打鼓草”。就是薅玉米地里的草(薅,就是锄的意思)。这里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玉米,而玉米都是种在山地里,如果不及时除草,就会草比苗高。那山地的斜度平均恐怕超过30度,全队的人一字排开从山下往山上薅,薅到山顶上歇气。一个人背着个大鼓,站在大家的背后,一边敲鼓一边唱山歌。这山歌有两个作用,一是工作调动,二是鼓舞士气。所谓工作调动就是看到哪个位置人太密了,就通过山歌调动他们往人少的位置移动,这样保证大家工作进度一致;所谓鼓劲就是看到谁不出力,偷懒,就在他背后敲鼓,唱山歌调侃他,逼他赶上进度;如果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就唱些情歌之类的,敲鼓的领头,大家跟着,唱得惊天动地,热火朝天,不知不觉工作就干完了。所以薅打鼓草的工作比其他工作工分也要1/10。9月,新的学期开始了,公社小学缺老师,妇联主任叫我去代课,跟我说了好多,我不去。我说,我是来劳动锻炼的,主任说,你先来看看吧,不干也没关系。我只好说,好吧,去看看。谁知到了学校,同学们整齐排队欢迎我,高声喊道:老师好!我被感动了。那个年代,在边远山区,一个高中生比现在的一个大学生还金贵啊。于是,我不仅担任了小学4年级的班主任,还兼任农业中学初一的数学课。第1个月下来,我领到了18元工资,我感觉很惭愧。我是来拿“思想毕业证”的,现在拿工资,成了什么了?妇联主任给我做了半天思想工作,我才勉强接受了。
    寒假了,我又回到了生产队,继续我的劳动锻炼。直到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才离开生活了半年多的山区公社。
    在这这段时间里,丢开了“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过得积极、充实,除了以上所说的劳动和教书以外,还参加了公社的好多活动。印象较深的是毛主席语录背诵比赛,我以背诵200多条名列榜首,公社的元旦晚会,我还独唱了一首歌:《毛主席语录板》。
    回学校的时候,生产队给了我一张奖状,表彰我在劳动中的积极表现,算是“思想毕业证”吧。此外,送给我一副箩筐,把生产队所有农产品装了满满一担。我真是带着农民们的深情厚谊和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到了学校。我把我的“思想毕业证”骄傲地交给了学校领导,领导看了,只说了句:嗯,还可以嘛。这段往事到此就彻底结束了。然后就是大串联、大字报、大辩论…整个国家进入了无政府状态,一片混乱。所谓的大学梦,早就到九霄云外去了。


(三)动乱中的社会大学

    1967年初,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我也完成了我的第一次自我救赎,从下乡的山区农村回到了学校。此后,就和其他搞四清的,搞材料的同学们一样,共同度过了长达3年的动乱生活。
    那个时候的动乱,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程度上,都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
    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全国各地早已停课,开始了“大串联” ,从1966年8月到11月,毛泽东已经在北京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约1300多万人。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组织了一个串联队,开始是步行,经宜宾、富顺、隆昌、荣昌、大足,然后坐汽车到了重庆,几天后又换乘火车第一次到了省会成都。当时一心想着“革命”,抄了很多大字报,算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
    串联回来以后,就一心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中去了。一开始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在所谓“造反、夺权”的过程中,群众组织逐渐分成了两派,都自称是最革命的“左派”。两派之间产生了群众性的“大辩论”,各自拿出自己的观点、证据,力图说服、压倒对方。我虽然不敢在台上去演讲,或作擂台式的辨者,但也是大辩论的积极参与者,现在想起来,那些所谓的论点论据是那么的幼稚可笑,但是,唯一可以对今后有所助益的,就是初步锻炼、培养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再后来,两派斗争越来越烈,越规模化、组织化,我也加入了当时一个派别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文艺形式宣传自己派别的观点,还走到区、社去占领自己派别的文艺阵地。全国人民都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有不少夫妻还因为派别不同,观点不同而闹到离婚。
    1967年7月,江青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武斗的级别也从开始的石块、长矛发展成枪、炮的对峙。我们地方上也不例外,县武装部被冲击了,枪支弹药被抢出来发给了群众,一点不懂军事的我们拿着枪就到山上去练射击,一箱手榴弹就放在宿舍床下。
后来,武斗的规模越来越大,听说要打到我们县城了,大家只有出去躲。我也到过巡场、宜宾。在宜宾朋友家遇到的一件事让我非常吃惊。朋友邻居家有个小孩,约4、5岁,非常天真可爱。有一天,他爸叫住他:“儿子,你敢骂老子不?”,小孩顺口骂一句:“滚你妈卖×的。”,他爸说:“骂得好!你再骂老子几句,给你糖吃!”。我感到非常不解,问到:“你为什么叫儿子骂你?”他爸说:“你看现在这个世道,谁霸道谁吃香。儿子敢骂我,以后不会受人欺负。”听了这样的回答,我深深地为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主义感到悲哀。
    武斗渐渐平息了,同学们开始深思了。文化大革命搞成这个样子,是对,还是错?于是,原先作为革命先锋的我们这批学生,从往日的积极参与者渐渐成了所谓“逍遥派”,淡出了派性斗争。而文革的主体,演变成了社会人士,那些有私心杂念者,想从革命中捞点个人政治资本的人,或者是陷入太深,无法自拔的人,还在继续“闹革命”。那真叫“闹”啊,在我们这些小地方,纯粹搞成了群众斗群众。我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数学教师,就因为“被蒋介石接见过”这一罪名,关牛棚,写检查,进农场劳动改造,好几年翻不了身。从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在学校也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现在看到了世界的复杂多变,即使把自己封闭起来,也难逃厄运。自己必须能动地适应社会!我思考的这种适应,不是像上面所说的野蛮、霸道,我认为根本的还是要知理、讲理,要具备有根有据地捍卫自己利益的基本能力。虽然在大辩论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表达能力,但是,感觉还差得很远,于是我想到了讲故事。那时,“革命运动”不参加了,学校也上不了,把平时看的一些有趣的、精彩的故事找出来,温习,整理,然后讲给我们邻居家孩子们听。看着他们感叹、欢笑、惊恐的表情,自己也收获了成就感。
    后来,闲着无事,我跟好多同学一起,到了公路养护队做零工打发日子,体验生活,也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度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66届毕业生66年就毕业了,但是,毕业后的工作安排一直没有动静。到了1968年年中,67届、68届的高、初中学生虽然因为“文革”没有学完应修课程,但也到了应该毕业的年限了。怎么办呢?根据上面指示,一律发放毕业证,农村同学全部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城市学生以后再安排。这样的结果让一大批农村学生绝望了。但是,有气又无处发泄,一部分高中学生把学生宿舍的高低床移开,露出一面墙壁,他们说,革命的时候,我们写的是大批判专栏,现在,革命革到自己身上了,开辟一个“受批判专栏”吧,因为明天,他们就会走向社会的最底层,远离了曾经憧憬的政治前途、以及一切的功名、利禄。在这里,同学们尽情地发泄了对现实的不满。我记忆尤深的有两首诗,一首是仿陆放翁的示儿诗:毕业方知万事空,后悔不该读高中,我儿他日长大时,早入社会当小工。另一首无题:读书13年,回家仍种田,双目尽空空,书多可卖钱。那个时候,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读书无用论,知识即罪恶的观念弥漫着整个社会,我们的小小中学生也同样难逃知识贬值的厄运。我虽是城里学生,尚未直接赶下农村,但对于农村同学的悲愤也感同身受。
    那段时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一帮人每天穿着拖鞋在街上走正步,走过去,走过来,我们称为“排街”, 我想,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找点事做。学点乐器吧,有个一技之长。学什么呢,想到了二胡,民族乐器,不算复杂,也不太难。但是,市面上卖的二胡,便宜的看不上,贵的买不起,和我最要好的一位同学商量,我们自己做!反正有时间,有精力。我和同学去农村他亲戚家,找到了当时最硬、木质最细腻的红豆木,拿回来开始了制作。借了木工工具,做了六块小木板,拼成了底部的共鸣箱,在其上插一根杆,加上两根调弦柱,制作就完成了。只是共鸣箱稍大了一点,二胡的声音有点低沉,蟾蜍皮蒙的,音质有点干涩。后来换了张蟒皮,一直用到现在。
    从1966年高中毕业到1968年底共3年多的时间,我从19岁到22岁,在虚无中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代。虽然由于社会的动乱没有工作、没有系统的学习,但是,反省自己,并没有白白虚度这3年的光阴,学到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和能力。这就是动乱中的社会大学,通过自己思想过滤的社会教育。          

(四)第二次下乡的苦与乐


    1968年,全国大中学校全部停课,经过了3年多的文革以后,66、67、68,整整3届初中高中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摆在了国家领导人面前,再不解决,就会出事。鉴于当时的形式,全国性的动乱尚未结束,工厂还基本陷于瘫痪状态,不可能解决这批人的就业问题。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我们县里的上山下乡运动从69年初开始,很多人毫不犹豫地下去了,包括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位姑娘。在这人生的转折点上,我犹豫了。我们几个同学仔细研究了毛泽东的指示,从字里行间,丝毫看不出上山下乡是临时性的措施还是永久性的政策,下去以后有没有可能上来,如果有,多久才能上来?研究的结果是:不能下,下去就回不来了。我自己更有一层担心,那就是家庭出身。三年前第一次上山下乡的情节历历在目,我不是吃不下农村的苦,我怕是一旦下去,就永远没有出头的希望。
    但是,我想得太天真了!毛泽东指出了上山下乡,是不允许任何人不走这条路的。首先是层层的动员,大会小会,家庭动员,目的就是要我们都下去。我看到有人到家里来“动员”,转身就走,而母亲却不敢躲(那时父亲还在受批斗,关牛棚),动员的人到家来,对母亲就是一顿臭骂:“人家贫下中农子女都下乡了,就你们地主富农,对抗毛主席的指示,顶着不下!”。母亲也知道我们下去以后的处境险恶,所以,在高压下面也只有独自承受,从来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或者逼我们下去。我们家兄弟姊妹5人,我是老大,大的3人都是中学生,属于下乡对象,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看着大哥。二妹得过肺结核,虽然康复了,但按政策可以留城,她看到母亲暗自流泪的情景,忍不住了,哭着对我说,大哥,如果你真的不下,就只有我下了。三弟年龄小,也看我的态度。我足足熬了三个月,熬不下去了。第一,政治上熬不住,再顶下去,全家人将永不安宁,我不能以一己之私,让全家受累;第二,经济上也熬不住了。我家的经济支柱是父亲,他一人的工资要养活我们一家7口。我们都在长身体的阶段,单是吃饭,就足以消耗掉父亲的全部工资,原来还可以间断地找点零工,补贴家用,“上山下乡”的指示下来以后,任何单位也不敢安排我们做工了。我明白,哪怕是刀山、火海,我只能走这条路,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自由。我屈服了,下乡了。那一年,我才22岁,但3个月的心灵折磨,两鬓斑白了,白发比我60岁的今天还多……。我们其他同学,因为家庭条件不同,有一直顶着不下的,他们说:抱鸡婆不抱,劈断脚杆也不抱!也有将近一年甚至一年多以后才下的。结果,下去的都先后回城了,没有下的,东躲西藏,或者嫁人,或者私下打零工,9年以后恢复了高考,他们也没有资格参加,因为“不听话”。那是后话。
    决定下乡了,但就是下乡也并非一帆风顺。下到什么地方呢?我想,既然决定要下,就必须做长远打算,近一点,有点关系的地方最好。我最要好的一位同学有个亲戚,是城关镇附近一个生产队的队长,我们去联系了他,他说没问题。于是,我把户口、粮食关系转了,拿到生产队去,这时,队长却说,对不起,我们不能接收你了。这让我大吃一惊,为什么?!队长说,生产大队不同意。我问其原因,他说:那天你们来联系的时候,路上碰到我们大队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你没跟他打招呼的嘛。我纳闷了:我不认识他呀!队长说:他说他认识你,在大辩论的时候,你跟他面对面辩论过。最后,队长说:你是我们亲戚的同学,我就实话说了吧,他怕你下乡以后会夺了他的权。我无语了,我绝望了。还没有下乡,就受到这么沉重的一击。但是,没有退路了,户口、粮食关系已经下了,不可能再回到城里了……。这之前,某生产队的副队长主动到我家,表示愿意接收我们去插队,原因是父亲曾经在那里住社劳动过,他们对父亲的勤劳朴实印象深刻,觉得他的孩子们也错不了。按政策反正都要接收知识青年,与其接收一些不踏实的人,不如接收比较了解的人。之前我嫌那里离家50里地,太远。现在,只有走这条路了,远也比随便找个地方强啊。妈妈说,你三弟还小,跟你下一起吧,相互有个照应。于是我们两兄弟一起下到了罗场公社观音寺生产队。我这一下,又是3年。别的人下乡都是带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下乡的时候,一批一批的早走完了,加上出身不好,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甚至没有人知道。悄悄地我走了,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说是没有人送,还是有两个人送我们到了生产队的“家”,一个是我的二妹,一个是二妹的初中同学,二妹最要好的朋友,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她家就在我下乡的镇上,我去镇上赶集,就会走过她下乡的生产队。
    因为刚下去,没有自己的房子,暂时寄住在我们副队长家里,她俩就帮我们收拾、铺床。但是,所谓的床,只是临时铺在房东家耳房楼上的一张草席。耳房是房东家没住人的一间配房,耳房靠门一边有一架织布机,那时,女房东还经常自己纺纱、织布,自己洗染以后做那种土布衣服穿。耳房里角上是一堆柴草灰、煤炭灰,灰堆上住着房东养的一群鸡。耳房楼上堆满了喂牛的稻草,我们搭上楼梯爬上去,把上面的稻草弄平,铺上草席就算是床了。在二妹同学家要了个装肥皂的包装箱,临时做我们的衣柜,伙食也暂时在房东家搭伙。妹妹走了,嘱咐我们有空去赶集的时候,可以在她同学家歇歇脚。她,就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个熟人。
第一批下乡知青是1969年1月去的,我是到了4月份才去。一下去就遇上插秧,这门活就是把秧田里的水稻秧苗移栽到大田里去。我虽然经常劳动,还在山区农村干过,但是没有干过插秧这活。就是先把秧田里的秧苗拔出来,捆成把,然后在田里倒退着把秧苗分开、插入稀软泥水里的农活。其他人都是一次插5行,我们刚来,只插3行,但是就这样也插不过农民兄弟。因为不会插,分秧、插秧的速度都慢,插秧的姿势也不对,有时候插到脚印窝里,秧苗没沾着泥,一会儿就漂起来了,又得回去补插。前后的人都插完了,上田坎了,我们两兄弟还在田里。好不容易完成了,上坎了,心想直直腰吧,人家都在田坎上欣赏我们半天了。一看我们上来,哗啦一声又下另一块田了。没有办法,只得咬牙跟上。这样一天下来,天啊,腰都快要断了……。回到家里,腰疼、腿痛、疲惫、反胃、真想喝点稀饭。但是,房东家都是苞米饭,干、涩,咽不下去。其实,当年的农村,殷实人家才一年四季有苞米饭吃,只有上顿不接下顿的家庭,才豌豆出来吃豌豆,小麦出来吃小麦,大米出来吃大米,只是人家习惯了,自己不习惯。胡乱对付着吃点,上床好好休息吧,明天还有艰巨的工作呢。哪知道人一睡上去,厚厚的稻草就从中间凹下去,睡在上面像是裹烧卖一样。睡得不舒服还是小事,恼火的是热。那时,天已经很热了,太阳晒得瓦背发烫,下面又密不透风。但是,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是咬。一到黄昏,蚊虫就嗡嗡地一片片飞来,像二战时的轰炸机群,令人毛骨悚然。因为稻草太多,人坐在床上就顶住了瓦背,挂不上蚊帐,也不能熏,只有穿着衣服裤子睡觉,还得把头蒙住。太累了,哪怕再热、再咬,人一挨着床就睡着了。第2天醒来,脚踝处裤脚没有遮住的地方,密密麻麻全是蚊叮的红点……。
    依然是插秧,依然是落后,依然是腰酸背痛吃不下饭。中午,我对三弟说,这样不行,我们得想办法。三弟说,怎么办呢?我说,第一,要把插秧这一关过了,不然的话,摆脱不了被动和受累。我们一起研究了怎么加快插秧的速度。总结起来就是:左手分秧右手插,双手配合要得当,左手跟着右手走,脚步移动在空挡。这样,没过几天,我们的速度就跟上来了,工作量也从3行增加到5行,别人上坎我上坎,可以松一口气,歇一歇腰了。插到10来天后,开始学拉线。所谓拉线就是一块田里第一个下田的人,在中央笔直地插一行秧,其他人跟在你左右接着插。这样横竖成行,利于通风。插秧季节结束了,得到农民兄弟们的赞誉:到底是知青,学东西硬是快。因为其他农民好多人插了多年秧也学不会拉线。而我们,只有10多天的时间,就可以作为领头人干活了。其次是吃饭问题。我们不能再搭伙了,必须自己做饭。两天以后,就在耳房门口砌了个简易炉灶,开始了自炊。虽然厨艺还不行,但是至少可以浓稠自定啊。床的问题,也顾不得耳房的脏了,架了一张床,支上蚊帐,和一群鸡做了邻居,这样基本上解决了燃眉之急。
    一个月以后,生活、劳动的难关基本上度过了,思想上也稳定下来了,忽然想到回家看看。轻轻走进家门,看到母亲在厨房,叫了一声“妈!”,想给她一个惊喜。母亲回过头来,盯着我看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只叫了一声:“是润琪啊!”,那眼泪就夺眶而出了。确实,一个月,吃不好,休息不好,加上日晒雨淋,变得又黑又瘦,难怪一下子没认出来。本想回来跟母亲诉说我们经受的苦难,一看母亲伤心的样子,自己反而平静下来,安慰妈妈:没事,你看不是挺好的吗,就是怕您担心才回来看看……。
    返回生产队以后,很快就什么农活都会了,加上第一次下乡的经验积累,很快成了队里的“主要劳动” ,休息的时候,男子汉们喜欢扭扁担,这是一项田间体育运动。将扁担放平,两个人双手伸直,各自抓住扁担的一头,往自己的左边扭,谁扭转过90°算胜。我一开始不行,但经过几次练习、琢磨,抓住要领以后,屡战屡胜。还有一项只属于我的体育运动,就是举重。我从收荒匠那里买了10个铸铁的打谷机端盖,锯掉凸出的端部,就成了杠铃的砝码,只是这砝码的重量每个都一样。用一根武斗时收起来的钢管,两端钻孔,插入粗铁丝作为固定件,将自制的砝码加上去,就成了举重的杠铃,最重可以达到60公斤。杠铃就放在屋檐下,空闲的时候举上两把。就因为举重,还练就了一个绝活,就是担粪的时候举重。那时候化肥很少,生产队到镇上居民家收集粪肥,担回队里来使。大家一路担着粪担子,我担到兴起的时候,大叫一声就把100斤左右的粪担子从肩上高高举过头顶,赢得一片喝彩。至此,到农村以后的劳动这一关基本上过了。
    当然,最要紧的还是自己建房子,赶快脱离这个寄人篱下的日子,独立生活。国家给每个知青的安置费一共是230元,要盖房子远远不够,于是找公社批了木材指标,生产队派了人,到对面山上去砍。我们一起去砍了10多根大树,主要是做梁,大的可以锯成木板做门、窗等。生的原木很重,放在老乡家屋檐下,等过了夏天运回来再盖房子。这运回来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兄弟俩了,我们要住房,就得尽快运回来。但是那原木多数是做梁的,不能裁断,有多长就多长,这就苦了我们这搬运工了。虽然年轻力壮,虽然从小就肩挑背扛的习惯了,但是,10来米长、100多斤一根的原木,一人扛一根,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依然是十分的艰难。原木扛在一个肩上太沉,用一根腰叉通过另一个肩膀分担一点重量。累了,就用腰叉支撑在原木重心位置,可以扶着休息一会儿。最难的是转弯抹角的山路,路陡的地方,原木的后面部分就会触到地面,造成重心不稳,要是突然碰到地上很可能摔跤,而要让原木跟坡度接近平行的话,就和人的肩膀倾斜了,很难控制。在弯道的地方,走在山脊的部分没有问题,因为路是凸出山体的,而山坳部分,由于路面凹入山体,原木在那个地方重心落在路外,转不过弯。我们这时只有把一个人的原木放在一边,兄弟俩抬着另一根转过山坳,再回来抬这一根。大的原木一个人扛不动,就两人抬,但是,走到山脊的地方,如果原木的两头在路上,中间就会碰到山脊,过不去,这时又必须一个人扛着重心部分转过山脊。那时就要一个人短时间承受很大的重量……。
    木头搬回来了,开始建房。生产队在一片坟山边上找了块地,一个风水先生看了说,这地基好,出门三重山,不出文官出武官。我看地势也不错,眼前开阔、向阳,就是担水远一点。农村的房屋简陋,社员们大家帮忙,首先安上木夹板,在夹板里倒入干湿合适的泥土,用木杠舂实,再移动夹板,重复以上工作,能够隔热,冬暖夏凉的土墙就筑起来了。在土墙间安上梁,用竹子做屋脊、盖上麦草、装上门窗,并排三间的“家”就盖起来了。进门就是堂屋,左边是卧室,右边是厨房,右边的外面搭了一间猪圈。然后,余下的工作就由我们自己完成了,平出门前的晒坝、垒出屋檐、弄平屋里的地面、砌好水缸、灶台,屋后深挖了排水沟,粉刷了墙壁,还没等土墙干透,就搬进了新家。照片上是已经住了七八年的那间老草房,门口是我小妹妹。我走了以后,她接替我的位置,在乡下干了6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中学时候喜欢体操,木工给我们做门、做猪圈的时候,我请他用剩余的木料做了一副双杠,立在晒坝边上,下工回来有时候去翻一翻。有一天,生产队除草,正好在我家旁边,歇稍(又叫歇气,就是中途休息)的时候,社员们觉得稀奇,请我翻给他们看。我做了些简单动作,如摆浪、前振起、挂臂前振起、后振起等,几个小伙子学着做了些动作,直喊难、难、难。结果第2天,有一个小伙子没来上工,一问,说是那天翻了双杠回去浑身酸疼,起不来了。
    家是有了,但是生活依然艰苦。我们生产队的分配算好的,但是刚去,还什么都没有。小麦出来了,磨成面烙麦粑吃吧。没有食油,我们把锅烧热,用生的麦秆使劲擦,擦完了放入调和的麦糊,烙出的麦粑就不粘锅了。这就是农民们说的麦秆“油”。做饭使用的燃料,除了柴草以外,主要还是煤炭。是用架架车到筠连县拉,拉回时先寄放在公路旁边的老乡家,有空才挑回使用。
    那时的农村经济,还没有脱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什么都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要吃肉,自己养猪,但是,养猪要一年才有成效啊,于是,养鸡、养兔,很快就有肉、有蛋了。自留地里的蔬菜,纯天然、又新鲜不说,还吃都吃不完,这全是用我们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啊。省下的鸡蛋、孵出的小鸡、地里的蔬菜,拿到集市去卖,换回的钱买盐、酱油以及燃料煤等等生活必需品。就这样,我们逐渐度过了生活的难关。
   除了劳动、生活以外,到了晚上,我们会拿出二胡,坐在门口的晒坝上,头顶着星空拉上两曲,自娱自乐吧。我们住处地势较高,每天出工的时候,副队长在我们家门口一吼,全队都听得见。这夜空里悠扬的二胡声,也给农村夜里枯燥的蛙鸣增添了一点生气。生产队的农民们调侃说,每天听我们拉的“割不开” 。
    下乡一年左右,公社召开下乡知识青年座谈会,首先就选到我发言,因为我兄弟俩是公社最早盖房子的知青,公社让我给大家谈怎样过思想关、劳动关和生活关的,给其他知青树个榜样。我没有什么高谈阔论,关于思想关,我就讲既来之则安之,不要让父母再为自己担心,要尽快自己养活自己。既然有了这种想法,就会主动去学会劳动,学会生活。越快地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越快地解决了自己的生活困难,就可以越快地适应农村生活,提高生活质量。我没有讲比其他知青晚了3个月才下乡的原因。其实我知道,我比他们更绝望,既然无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想办法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正因为下乡以后死心了,踏实了,所以头发也逐渐转黑,身体也长结实了。
    大概下乡半年左右吧,我们县里抽调各区的文艺宣传队到县里文艺调演,我们镇上的区宣传队都是些学生和街道居民组成,那时设备简陋,人才缺乏,乐器只有锣、鼓等敲打乐,笛子、二胡都没有。于是,抽调了一批知青赶排节目,一个知青吹笛子,我们兄弟俩拉二胡,算是凑合着去了县上演出,前后耽误了10多天的农活。回来后,宣传队的负责人——区武装干事给我们讲话,说: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的队员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我们的目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任何工分、报酬……;我们的宣传队要越办越好,希望大家都留下来继续工作。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第一,我这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子女还不属于宣传队的成员,至少领导没有把我们当成是宣传队的人,第二,十几天时间没有工分,意味着这十几天进行了义务劳动。如果还要留下来,以后继续做义务劳动,我们的生活怎么办?由于调演期间我的表现出色,其他老队员都劝我们留下来,说: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家在一起很愉快,以后会帮我们争取应有的条件。其他好多知青觉得不计工分太亏,不干了,我和弟弟一合计,还是留下了。我们想,即使不干了,这耽误的10几天也拿不到工分,还被人看成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如果不留,每天干玩农活以后,没有任何可以娱乐的手段和场所。到宣传队排戏也是一种积极的调节和休息,所以,其它的也就不计较了。
    由于我原来在县里的派性宣传队呆过,有一定的表演基础和能力,一般的舞蹈、说唱、京剧、相声、三句半、快板书等等都拿得出手,还可以拉二胡搞乐器,所以很快成为宣传队骨干。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宣传队经常下乡演出,当时交通也很不方便,到其它公社演出都是走路。由于演出队里的中学生多,下乡不是喊累就是喊痛,搞得队长很头痛。自从我们加入以后,我因为身强力壮,演出的时候都是拿重的,看到队里的小姑娘们喊累,我就给她们讲故事,讲的都是短小精悍、幽默风趣、惊险曲折的小故事,所以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也不累了、也不疼了。把我们宣传队长都笑得合不拢嘴了。这样,赢得了领导信任、受到队友们的欢迎。我们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晚上到镇上参加排练。后来,参加演出也可以凭演出证明回生产队记工分了,我们兄弟俩在宣传队扎下了根。
    再后来,我们的家也初具规模了。一方面,我们下乡的生产队与周围相比人少地多,又有水库的灌溉,收成较好,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值0.65元,最差的生产队少到一天只有0.08元。加上我们两个壮劳力,没有负担,在周围也算得上是殷实家庭了,比起多数知青的生活,简直就好上天了。家里除了主食的米、面以外,生产队分的花生、自留地甘蔗榨的红糖、红薯淀粉做的粉条,还有自养的鸡、兔子、鸡蛋。自己养的猪肥了,除了交给国家一半以外,其余的换了肉票,有大事的时候,可以在镇上割肉吃了。所以,有时也请宣传队的老少队友们到家里来玩,大家聚在一起,欢歌笑语,十分愉快。
    在农村的几年也有过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我曾经养了10多只鸡,有本地土鸡,也有引进的河南鸡。本地土鸡生蛋的时候,我都要记录下来。哪天能够生,大约什么时候生,通过摸它耻骨间的宽度就可以推算出来。后来,引进了河南的小种鸡,公鸡6两重就开始打鸣。这种鸡的觅食能力很强,觅食范围宽,可以少喂食,它甚至可以飞到房顶上寻找麦草、谷草里的粮食,如果遇到狐狸,一翅可以飞出10多米远避开敌害,所以,不用我担心“毛狗拖拉鸡” 了。这种鸡因为体型小生的蛋也小,但是,一生起蛋来就不停,因为它不抱小鸡。于是,把它的蛋给本地土鸡抱。平时土鸡抱小鸡的时候一般放10几个鸡蛋,这个蛋小一些,我想多抱一点,一下子放了20多个。结果孵化以后,有约半数没有出来。把蛋壳敲开,里边的小鸡都已经变全了,但是头弯在一边,死了。真可惜!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我说了孵小鸡的事,一个小伙子问我:你是哪天放的鸡蛋?我说是某天,他说:遭了,那天我在你家弯火夹子的嘛!弯火夹子的时候不能放鸡蛋,那样孵出来都是弯头鸡。我不信那个邪,找了书看,孵化的关键问题是温度要尽量保持一致,还有适当的湿度。分析我失败的原因就是蛋放多了母鸡孵化的时候翻得不匀造成部分鸡蛋温度不一致,出壳的时候气力不够,啄不开蛋壳,最后造成弯头鸡。知道了这个原因,下次孵化的时候,我又叫那个小伙子来帮我弯火夹子,他正在弯的时候,我说:你看好啊,我又放鸡蛋了啊。他马上脸就变了说:要不得,要不得哦。我说:我不信邪,孵不出来不关你的事。我想一次多抱点鸡蛋,又要提高成活率,于是,每天早、中、晚三次,我帮母鸡翻蛋,就是把边上的鸡蛋翻到中间去,使孵化温度尽量均匀。小鸡要出来了,壮一些的自己啄破了蛋壳,弱一些的啄不破,我拿起鸡蛋,听到它在里面叽叽叫的时候,就轻轻地把蛋壳敲破一点,使它更容易破壳而出,出来以后,马上给它们水喝。这次,20多个鸡蛋几乎全部孵化出来了。我又在队里边说起这事,农民们说,你们知青火焰高,压得住邪。
    再说一下我的弟弟。他比我小5岁,上小学的时候是大队长,成绩拔尖,1965年,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考上初中,只有把他送去读民办的农业中学。当时的专业叫农村会计,学打算盘。只读了一年就文革,后来跟我一起下乡了。我对他说,我好歹高中读完了,算是知识青年,你呢,只有一年,还不正规,等于就是小学毕业。当时批判刘少奇的“下乡镀金论”,刘少奇说,你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可为,干几年以后,农民会的你都会了,农民不会的你还会,因为你有知识、有文化。这样,你就可以当县长、当省长甚至当中央委员。我说,后面一半我们不要去想,我们出身不好。但是,前面一半是真理。干几年以后,农民会的我们都可以会,但是,以你的小学文化程度,农民不会的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还不是贫下中农,身强力壮也当不了基干民兵,拿杆枪还是木头的[7]。一定要掌握知识,以知识弥补出身的缺陷,这样即使一辈子在农村,至少可以取得与他们同等的地位吧。弟弟说,怎么办呢?我说,自学吧。学什么呢,物理、化学需要实验条件,先学数学吧。从此,弟弟开始了长达9年的自学之旅。一开始的时候,我教他26个英文字母,接着学习因式分解,从格式开始,然后自己做作业,有不懂的地方问我。这样,在我下乡的3年期间,他学完了初中的数学。我离开农村以后,也几乎每周都回来,他遇到问题就问我。渐渐地,他问的东西也深入了,我也要复习,反复思考才能回答了,这样一直持续到恢复高考,弟弟用了9年时间,自学完了初中到高中的几何、三角、代数全部课程。1977年恢复高考,他的数学考分比我还高,考上了重庆师范学院本科。他在农业中学学的算盘也派上了用场,经常帮助生产队算账。比如挖红薯的时候,这么多、这么重的红薯,必须当天分给社员,让他们自己拿回家去。快到天黑,收工的时候,把挖起来的红薯统一过称,称出总量,然后根据生产队各户人家的人口、工分计算出分配比例,由于弟弟的算盘打得熟,一家一家地边算边分,分到最后几乎一点不剩,恰到好处。这是其他社员谁也做不到的。

(五)希望与爱情

    本以为下乡也许就是一辈子,但又隐隐约约地不甘心。在我下乡一年以后,第一次转机来了。1970年2月,国务院着手研究第4个五年计划,制定了较高的发展目标,随后工厂开始陆陆续续从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在我们公社的第一次招工就是县钢铁厂,在本公社招10名。公社觉得我表现优异,就首先把我推荐出去了。自己也觉得下乡一年多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不计名利、不计报酬的种种努力,没有白费,得到了各级组织的肯定。满怀期待地、忐忑不安地等了个把月,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只有9名,我不在其中,这都是当时“唯成分论”,极左思潮左右的结果,是我第二次受到的公开歧视,这第一次转机稍纵即逝。心,一下子冷到了冰点,一切憧憬和美梦都在一瞬间破碎了。更糟糕的是,没有推荐还好,这一推荐的失败,反而在生产队、在知青中、在社会上把自己的家庭出身问题公开化了,在众人心目中成了非人、另类。一时间情绪非常低落,连死的心都有。
    宣传队的队友们安慰我,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也并没有把我当异类看待,使我感到一丝安慰。一次工间休息,队里一位老农对我说,共产党领导啥都好,就是有两种人过得不自由。一种是五类分子,被管制劳动,没有自由,连赶场都受到限制;还有就是你们知青,在城里好好的,要强迫你们下乡来吃这种苦。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但是,还是对他把我们知识青年与五类分子相提并论感到吃惊。接着他又问我,二世变什么最好?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来生,也不知道变什么好。他说,变猫。猫吃得好、耍得好,又受人尊敬。我想,这就是农民们对能够过上轻松、富裕、有尊严的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吧。
    就在这人生的低谷,就在这次推荐进厂失败以后,我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爱情。
    二妹的同学,自从送我们到乡下,帮我们收拾以来,周围就开始传出了我们的绯闻。说什么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了之类。后来越传越甚,越传越真。因为她姓银,所以,我赶集从她下乡的生产队路过的时候,生产队农民都调侃道:快来看,这里有砣大银子啊!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每次赶集去她家,家里都把我当成她的客人。如果她不在家,她爷爷就会叫:银熙明!她一听,就知道是我来了。我在他家的时候,自然谈一些生活方面的体会,也说说遇到的艰难苦楚,因为都是知青,大家都有同感,但是从来没有动过其他的念头。我想,本来没有的事,被说成这样,对人家姑娘不好。于是,我赶集的时候开始尽量避开他们生产队,也不去她家喝茶歇足了。
    有一天,在街上碰到她爷爷,爷爷问我,你好久没到我们家来了,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爷爷又说,来耍哦!我说,要得!后来我想,身正不怕日影斜,该去还是去吧。又有一天,在镇上的餐厅里,老板娘跟我说,问过她的母亲,她母亲说,这都是人家说的,没有这回事,要是她们真的好,我们倒没有意见。我知道是他们家里已经默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县钢铁厂招工被推荐,因为是全县第一次,她曾表现出对我的羡慕和不舍,没有被录取,她也尽量好言相劝,给我安慰。尽管彼此都有好感,但是谁也没有胆量去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又一次回家,母亲和二妹对我说,听说你跟她谈对象,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没有。母亲说,你都23岁了,可以谈了。二妹说,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人真的非常好。我问,她有什么缺点,二妹想了一下说,没有发现。又说,如果你不好意思,我去帮你说。我说,我自己知道。这样,双方家庭都等于发放了通行证,但是,我们还没有准备通行。
    我仔细在心里掂量过,我高中她初中,我比她大2岁多,都是知青,很多问题上看法一致,还有一点就是她家出身也有点所谓的历史问题,在这个方面谁也不会嫌弃谁。后来又从言谈中考察了她的人生观,我们的大方向都是一致的:做事认真、踏实,富有同情心;想做点事情,不愿意默默无闻一辈子;处事低调、物质欲望不高。当然,最让我动心还是她的眼睛,那深邃的目光,隐藏着无数的秘密。我经常感觉到她对我的真心,但又从来没有在言辞中吐露过一星半点。
    以当时的环境、条件,确实缺乏滋生爱情的土壤,而且,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在婚姻问题上虽不说从一而终,但绝对容不下失败。而外界的舆论,又迫使我不得不认真考虑。我想知道她对我的看法,但又没有勇气直接提出来。1970年12月19日晚上,我们坐在饭桌旁,她在做一双鞋垫,我呢,不断地抽烟,并鼓起勇气,打算摊牌。千言万语,最后只有一句话:“现在到处都在传我们的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呢?”她的回答让人意外:“我没有什么想法。”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没有什么想法,怎么可能!要么就是不同意?我只觉得浑身发冷,甚至冷得上牙直打下牙,她给我找了件衣服披上,还是没解决问题。后来又说了点什么吧,也记不清了,虽然我一直没有明确我的态度,她还是基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直到爷爷在屋里喊了声:银熙明,2点钟了哦!我们才结束了僵局。那时的房子都是串架房,根本不隔音。半夜的一声,左邻右舍都听见了。若干年后还传为一段佳话。我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结果,但是,她却在自己的日记里把这一天记录下来了。

    后来我想,既然没有勇气说,为什么不写信呢?于是3月份写了第一封信。写好后夹在她需要的《沙家浜》剧本里。不久书还回来了,我的信不在了,并收到了她的回信。自从戳破了那一层纸,我们的爱情就急剧升温,很快就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
    虽然是心心相印,虽然是如胶似漆,却并不像现在年轻人那样开放,那样自由,心中始终有一个底线,难以突破。确实,当时的环境条件并不允许我们谈恋爱。不管是招工还是招生都必须是未婚,如果有公开谈朋友的,审查的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总不甘心在农村一辈子,因此,我们的恋爱只能在“地下”。现在的年轻人爱起来是“花前月下”,在我们那个环境,瞻前顾后,谈恋爱是“瓜田李下”。我们的初恋,就在这种重重矛盾中,开了花,那是一朵什么样的“苦菜花”啊!
    晚上,我在区宣传队排练,完了以后经常住在她家的客房楼上,夜深人静,是我们倾诉衷肠的时候,但是,住房也不隔音,家里也不支持。她的父亲,一位初通文墨的老人,还给了她一张字条:熙明,你这场戏要好好的演,如有差错,就没有结局,那时别人看了笑话,我就要与你算账,那就不好了,你要有把握才是对的。按理说,热恋中的年轻人,两情相悦,心甘情愿,任何人也无权干涉。但那个时候,我们连这点基本的人权都没有。环境不允许,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越是热烈的时候越痛苦,越是愉悦的时候越迷茫,这就是一直伴随了我们7、8年之久的爱情生活。
    记得最浪漫的事情就是给她唱了一首乌克兰民歌《黑眼睛少女》:
黑色的眼睛少女的眼睛
乌黑的眼珠明亮晶莹
弯弯的眉毛美丽的头发
是谁叫你呀这样迷人……。
    这是我的心声,也是一首在文革期间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的歌曲。后来,这首歌就成了我的保留节目,在她60岁生日庆典上,感动了一大群人。
    继县钢铁厂招工以后,全国范围的大招工开始了,好的工厂比比皆是,包括国家三线重点建设国防厂矿等等。下半年,经中央批准,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但是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与我们同时下乡的知青走了一半以上,这里面自然没有我。那时的大学梦早就没做了,只希望能有个一般的工作,拿一份工资就行。我找到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领导说,把你推荐了一次都刷下来了,浪费了我们一个指标。现在名额有限,我们只有尽量推荐能够成功的人去。我说,我弟弟呢,一次都没推荐过。他说,你们家庭都一样,你不行,推荐他也白搭。当时,自卑、绝望的心情弥漫。在这段时间,我的人生伴侣、我的亲密恋人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安慰,给我灰暗的人生增添了一抹余晖。
    时间悄悄地流逝,转眼又过了一年多……1972年3月,这次是县里要成立文工团,准备从知青中招聘有一定文艺基础的人培训3个月,再以此为基础组建文工团。通知发到我们区,区宣传队领导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就把我和另外两个知青推荐出去了。这次,我抱了很大的希望,因为我在这方面确实有较好的基础,在县里各次文艺演出中也是小有名气的。有一天,巡回电影队到我们区上放电影,那时文娱生活非常枯燥,能看上电影十分不易。我们宣传队给每人发了一张票,大家都很高兴。就在大家聚在一起,准备入场的时候,文工团的录取通知下来了,我们区里去两人,偏偏又没有我。队友们都以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我当时心情很复杂,但还是很快镇静下来,我把票给了他们说:这场电影我是看不下去了,请给别的需要的人去吧。大家都劝我要想开些,我说,请你们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但是,电影我确实看不进去,不要浪费了这张票。事后,宣传队领导找我谈话了。他说,这次没有录取你,我们也感到意外,对这件事,你是怎么看待的?我说,我还是想出去。不是农村呆不下去,你们也对我很好,但是,2次推荐都走不了,周围的人,生产队会怎么看我,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不过,县里审查不过关,我也不怨他们。他们看见的只是档案,他们没看见人,只要你们信任我,就是给我最大的安慰了。我又直抒胸臆地说,请你们相信我,我会用时间、用事实证明我自己的。这事对领导的触动很大,也很赞赏我的认识和态度。他说,你放心,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一定给你想办法。
    1972年的3月31日中午,前面那事刚过了3天,我的心也渐渐平复,正在生产队田里插秧。一个宣传队的队友,被录取到文工团的知青飞跑过来叫我,说有招工了,赶快去填表。我脚弯处的泥都没来得及洗干净,就跟着他一路小跑到了区里。这次是县农业机械制造厂招工,据说是上面来了通知,现在招工太多、太滥,1971年的招工指标,如果在今年3月31日晚上12点以前粮食、户口关系没有转完的,全部作废。厂里当天接到通知,马上派人事干事来到区里,要求全部手续必须今天办完,区里主要领导不在,我们宣传队领导觉得是个机会,就直接点了我的名。我很快填了表,回到生产队办理相关手续。一方面要生产队出具个人表现的证明。由我找到队长,召集社员们开会。大家说了很多我的突出表现,由我记录,生产队盖了章。另一方面,国家给的安置费是怎么用的,要有一个清单;到工厂以后的粮食是国家供应,现在是三月,生产队分的粮食应该吃到秋收,要算个帐,将剩余的部分卖给国家。这件事由弟弟到生产队会计那儿去解决。最后,挑了一担粮食到粮站卖了,把户口、粮食关系全部办完,已经是晚上10点了。同时被推荐的还有6人,他们离镇上近,早都办好了,正心急如焚地等着我。天,下着小雨,公交车早就没了。招工的人事干事带着我们的材料,借了个手电筒,骑上自行车,连夜赶回了县上(罗场镇离县城17公里)。第2天,打个电话到区上说,手续办完了,4月4日来厂里上班。
    这次能够得到区里领导的直接点名,简直是“修行”到家的最好体现。我们通过自己的表现,完全扭转了领导对自己的看法,并且得到了关键时刻的支持和帮助。
    有句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次真是应验了。我说,弟弟,过2天我就要走了,这两天没心思干活了,陪我走走。于是弟弟陪我走遍了生产队的每一块土地。毕竟生活、工作了3年,说走就走,还是有点不舍。我对弟弟说:“前面2次都是盼啊盼,盼来的是失望、绝望。这次这么轻易地就成功了吗?”他说:“应该是吧。”我说:“这该不是做梦吧?”他说:“不会,这是真的。”据说梦里拧腿不会疼,我使劲拧了一下大腿,疼得我直咧嘴。看来还真不是做梦。4日早上,我收拾好行李,跟弟弟、跟恋人、跟大家告别,动身去县里报到了。哪知这一去,还有更大的风浪在等着我呢……。

(六)6年的“大学预科”

    1972年4月4日,我满怀着憧憬和理想,来到地方国营高县农业机械制造厂报到。我们同时被招工进厂的一共12人,罗场区7人、怀远区5人。我们去报到的时候,怀远区的5人已经开始上班了,我们从罗场来的7人被告知,手续还没有办完,先休息几天。我隐隐发觉事态不对,莫非……?果然不出所料,过了几天,罗场来的其中5人上班了,我和另外一人说是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后来才知道,在这几天中,我们背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故。
    还是家庭出身的问题。虽然户口、粮食关系已经转过来了,但是,审批的时候县人事局没通过。农机厂是地方国营,没有人事权,县里批评了厂里的人事干事,叫他把我们两人退回去。来到区上,当时负责这事的我们宣传队领导对厂里的人事干事说,你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们不符合程序,应该是先报材料,经审查,下了录取通知书以后才可以办户口和粮食关系。你说来不及了,保证不找我们的麻烦。这责任不在我的身上。其次,你说他们不合格,是什么地方不合格?人事干事说,是家庭出身问题。这边说,他家庭出身问题我不清楚,但是,党的政策界限我清楚,虽然他家庭出身不好,但是,他的表现好,如果他以后在政治上出问题,我负责。他又说,你们既不是国防保密工厂,又不是当兵,农机厂的情况我清楚,厂里本人有历史问题的人不少,至少他本人没有任何问题。
    人事干事又到公社去,公社干部说,对不起,我们直属区里管,区里打了招呼不准收,我们不敢擅自行事。人事干事回到县里,又受到人事局的批评,说他办事不力,一定要退回去。这样反复了好几次,区里的主要领导软了,说,实在不行,就让他退回来吧,这样顶着也不是个事。正在这节骨眼上,有人“帮”了我们一把,我才没有再走回头路。
    “帮忙”的人也是个知青。因为不满自己没有出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区委门口,大意是说,×××(指跟我一起进厂的另一个知青)的父亲送了区委书记大曲酒,所以才把他弄出去了。书记一听,气坏了说,好!既然我喝了别人的大曲酒,我就把好事做到底。要退的人坚决不能退回来。宣传队领导又对厂里人事干事这样说:“你设身处地想一想,这样一反一复,人家的政治生命就完了。”这样,人事干事也不好再来,退档风波暂告一个段落。
    但是,由于人事局坚持不接受,厂里不敢安排工作,当然也没法发给我们工资。尽管这样,我们每天还是按时到工厂里“上班”。没人安排,就各个车间走,各个车间看。但这也不成个事啊,找到厂领导,我说:在农村,我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到农机厂是你们招我来的,我现在没有任何谋生的手段,希望厂里想想办法。我现在有一双手,希望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厂领导说,你们的症结不在厂里,在县人事局。我们也希望能早点解决。你们可以暂时在厂里伙食团(当时单位食堂的别称)借饭票吃饭,以后再说。
    就这样,我们在食堂借饭票吃了两个月。这两个月的日子,说痛苦、说彷徨、说忧虑、说绝望……,用什么词汇形容这莫名的煎熬都不为过。对于我们的状况,厂里是人人皆知,虽然当面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心里知道,我们已被列入了下等人、另类的范围。虽然已不再过“一背太阳一背雨”的艰苦生活,黝黑的皮肤也转白皙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心里是越来越沉重。我形容我们这个阶段叫做四不像。不像是农民,没在农村干活;不像是工人,没在工厂劳动;不像是城镇居民,不能去找其他工作;也不是游手好闲者啊,虽然每天在工厂里这样游来荡去!
    农机厂就建在城对面河边上。每到傍晚,常常独自坐在河边,呆呆地望着滚滚的江水,心潮起落,不能平静……。我想到我的同学们,当年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参加各项活动,不分彼此。但是现在,背景好的当兵、进厂、上学,就是家在农村的同学,出身好的也推荐出来了。有的女生担心吃不了农村的苦,远嫁他乡,有的男生坚决不下,只有东躲西藏,外出打工……。我虽然开始下乡的时候有所犹豫,还是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奔赴了农村第一线,在农村的现实表现也算是相当的优秀,最后却落下这样的命运,上天为什么这样的不公啊!
    在这十分彷徨之时,在拍照尚属于奢侈的年代,我到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单人照。一脸的疲惫和沉重,一副迷茫的眼神。照片背后写着:我的1/4世纪,1972年4月,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就定格在这一瞬间。     
    就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是我心爱的姑娘,给了我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她在来信中说:“正如你来信所说,你的生活像断了线的风筝、离群的孤雁,是那样地难熬啊!幸福对有些人很慷慨,对我们却非常吝啬。我们只有、而且必须付出艰苦的代价。那时候,我们会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它。”她还说:“我们的命运早就连在一起了,不管你成功与否,我永恒的心是不变的。”在那个年代,有的人趋炎附势,像我们这种被划为另类的人,不要说亲近,就是沾边,也觉得不屑。然而,在最沮丧和落魄的时候,有她,分担着你的痛苦,抚平着你的创伤,扳直了你的脊梁,并陪伴在你的左右,与你共同承受这不公的命运。那时候,我就感到,我们之间的感情除了爱,还有肝胆相照的侠义,相濡以沫的默契,以及铭心刻骨的恩情。这,就是为我们几十年风风雨雨,恩恩爱爱,直到今天所打下的最牢固的基石!
    话又说回来,在食堂借饭票2个月以后,伙食团长不干了,说我们老这么借饭票,有借无还,食堂办不下去了。不得已,厂里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老师傅们发言了,说,你们这事做得不对嘛,人家又没有犯错误,这样对待不公平。厂领导说,人事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也没有办法啊。请大家来,就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出点主意。后来,有人提议说,厂里不是请有临时工吗,做一天算一天,这件事和招工指标没有关系。厂领导一想,对啊!于是,书记找到我俩说,厂里准备安排你们做临时工,工资按照零工的待遇每天1.04元,你们看有什么意见?我那位师弟比我小,看了看我。我意识到出现了转机,至少不会闲着了吧。我想了想说,我们感谢厂里做出的决定。但是有点小小的要求。书记一副吃惊的样子问,什么要求?我说,第一,我们要求做技术工种,不做清洁工。因为我们还年轻,想学点技术,以后干什么都有好处。书记说,这是好事,可以。我又说,第二,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2],我希望能够参加,我们还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嘛。至于政治学习的时间给不给工资,我不计较。并问师弟,你觉得呢?他也点头表示同意。书记想了想说,好吧。于是,安排我们在金工车间做钳工,并指定了师傅。这样,我们终于结束了长达两月的漫长等待,开始了工作,虽然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上依然不平等。不过,厂领导还算人性化,我们参加政治学习也照样计发了工资。烦恼暂时扔在一边了。
    这临时工的工资一拿又是8个月。我们当时招的是熟练工,按规定1年转正。进厂10个月以后,县人事局看没有其它办法,只有妥协,于是,我们得到了“落实政策”的待遇,取消拿了8个月的临时工工资,进入熟练工行列。1年以后,与其他师弟师妹一起按时转正了。我终于成了一名正式工人,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工人阶级的一员。
    这一年期间,由于自己的认真、努力,学到不少技术知识,由于儿时做泥塑模型以及后来做二胡的历练,不久就可以做钻、锯、敲、锉以及装配等一手漂亮的手工活,那时知识分子不受重视,我们100人左右的县农机厂集中了12名大学毕业生进行“劳动改造”。我也向其中一些大学生请教了机械制图等方面的一些知识,很快就能够看懂加工及装配图纸,能够照图施工了。车间主任看我踏实肯干,又是高中生(同时进厂的12名知青中只有我是高中生),所以把我调去做他的徒弟,工种变成了机床工,操作当时厂里最贵重的滚齿机。这台机器自动化程度高,操作不费劲,但是要牵涉到三角函数和对数计算,这些都是我高中学过的知识。师傅原来是请大学生们算的,我去了以后就是我看着说明书自己算。这样一来,师傅对我更器重了,经常说我这个徒弟如何厉害。这样,我在厂里立住了脚,逐渐取得了领导、师傅和师兄弟们的信任和赞赏。
    车间里当工人的工作很快就过了3年。厂里的大学生们在这里是待不长的,除他们以外,我就是知识水平最高的了,厂领导觉得我是个很好的苗子,准备提拔我当主办会计。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没有同意。领导觉得非常吃惊,因为这是个很多人垂涎的职位,有权啊,可以转干啊,很多人劈尖了脑袋都想从工人转为干部。但是,我跟领导说我不适合,我说我更适合当一名工人。其实,我是被家庭出身问题整怕了。如果我当个工人,我做出来的机器、零件,质量高就是高,它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不怕人挑毛病。但是当会计不同,除了报表以外,很难的事就是报销发票。有些原则问题很难把握,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以我的家庭背景,我得罪不起任何人。一旦有什么运动一来,我肯定又是批斗的对象。我想远离是非、纷争的漩涡,安安静静地做点事情。但是不行,领导一定要我干,说:你先来帮忙做年报嘛。我看推不过,只好去“帮忙”。哪知这一帮又是3年。
    当会计对我来讲,会算账是很简单的问题,处理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问题。从做账来讲,会计科目、资金平衡、成本核算等基本做账方法很快就熟悉了,我所担任主办会计的3年期间,在公交系统每月都是第一个报表,数据也经得起推敲、检查,经常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表扬,唯一不能做到的是盈利。那时的国民经济是国营吃私营,“全民”吃“集体”[3] 。加上文革尚未结束,生产受到干扰,每年都是亏损,都吃国家补贴。身处经济部门,我也对这种现状感到担忧。至于处理人际关系,就像是过独木桥,必须小心翼翼,照顾好各方面的关系,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渊。如何维护原则,又不至于得罪人,遇到有假发票或报假账的,如何使对方心服口服;还有就是发工资的时候,生产急需资金的时候,如何去有关部门要钱。这些都在客观上锻炼了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但依我的个性,以我的家庭背景,我还是不愿意捆在这个岗位上。由于我操作的滚齿机一旦调整好机器,开始滚齿,就可以1个小时左右自动完成工作,我为了不脱离生产一线,甚至把办公桌般到车间里,一边开滚齿机一边做账。
在厂里工作之余,我还发挥了文艺方面的特长,积极参加了县上工会的各种活动。1973年参加宜宾地区文艺调演,1974年去泸州参加“革命故事学习班”,回来以后在全县推广讲革命故事活动。这也得益于文革初期给孩子们讲故事历练的经历,我讲的故事声情并茂,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文革期间,很受欢迎,并通过广播站向全县城乡播放。
    除了工厂的师傅、领导,师兄弟以外,在社会上也交了几个知心朋友。在那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即“罪恶”的年代,由于我们几个都对文学有一定的兴趣,于是以“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名义经常在一起搞一些小活动。共同阅读一些中外文学作品哪、诗歌朗诵会之类。也偶尔在一起喝酒、聊天,天南地北,各抒己见,但绝不接触社会敏感问题,生怕一有不慎,会被无限上纲,扣上帽子。有一年春节期间,我们相约去了城外白塔山,说好各人自带食品。结果到了一看,6个人除了吃的不同以外,喝的都是一样――酒。那时物质生活匮乏,也没什么好酒,都是用甘蔗榨糖剩下的蔗皮酿造的蔗皮酒。虽然带点苦涩味,大家还是喝得尽兴。喝到酣处我提议做诗,于是,仿毛泽东十六字令三首,以《穷欢乐》为题,每人写了1首。我写的是:
穷,六人醉酒丛中窘,蕨基草,埋没众英雄。
欢,今日登上白塔山,吹拉唱,高歌冲云天。
乐,酒醉心清不迷惑,三斤半,酒尽兴未绝。
    诗中虽然写的是醉酒、唱歌,但是也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惆怅。我们都读过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一句名言:“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为我的一生,已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调侃道:我们在这里颓废、虚度,但是,当若干年以后,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也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我们也想做一番事业,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历史不给我们机会!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的冬泳。我们在河边长大,从小学会了游泳。1968年,当我们学生淡出文革运动以后,受毛主席邕江冬泳的启发,我发起组织了一个冬泳队,大家选我担任队长,从秋天开始,熬过了冬天,一直坚持到次年春天,最多的时候达到60多人。我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跑步去到河边,换上游泳衣裤,再做些准备活动,就下水了。起来以后,穿上衣服,再跑步回去,身子基本上就暖和了。整个冬天,衣服穿得少,精神状态好,食量也特别惊人,一两一个的白馒头,一口气要吃5个,而且从来不感冒。那时交通不方便,有时候搭乘货车去罗场,站在车厢里,冷风直往里钻。其他人都戴上围巾,把身子裹得紧紧的,我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衣领解开。让冷风灌进去,这样,马上就有冬泳时下水的感觉,热血上涌,浑身发热以抵御寒冷。然后再把领口系上,这就不觉得冷了。
    进工厂以后,又恢复了冬泳,这次,冬泳队不存在了,只剩下我和一位朋友,一直坚持到1978年上大学。这期间,1976年7月,还通过选拔比赛,到泸州参加地区职工游泳比赛暨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活动。游泳给了我很好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方面的锻炼,使我收益匪浅。直到今天,虽然年纪大了,也缺乏冬泳条件,但还是坚持了冬天的冷水浴。
    这段时间,与我的命运共生的,除了我的恋人,还有我的弟弟妹妹。我进厂以后,最小的妹妹也正好初中毕业。由于文革期间废除了考试制度,初中毕业生除了18岁以上年龄限制以外,都可以上高中,但我妹妹却由于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这样,刚过15岁的她就下乡了。因为小,就下到我们生产队,跟弟弟在一起,我又把她推荐到区宣传队。她在生产队和宣传队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受到大家的喜爱。图片中箭头处就是我的弟弟和妹妹。但是,由于我在招工过程中遇到的曲折,以后的招工、招生总是没有弟弟妹妹的份。直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妹妹下乡6年,而弟弟整整在乡下呆了9年。
    在农机厂这6年期间,一到周末,我就想方设法到罗场,去看我心爱的姑娘,看我的弟弟妹妹。由于交通不便,公交车一天只有一趟,所以经常是借自行车骑到罗场,有时还步行3个小时左右,还有就是通信来往。
这期间还经历了1973年的招生考试。那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小平同志主持下,由国务院科教组提出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的关键内容除继续采取原来的推荐政策以外,提出要重视文化考查,但同时又提出要防止“分数挂帅”。该年,举行了文革7以来第一次类似于高考的文化考试。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的恋人和弟弟妹妹都抱着离开农村的一线希望,开始了认真的考试复习。我也每周去乡下帮助他们。除此以外,在城里也有人找我帮他们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全国掀起了一阵文化学习的热潮。我的恋人本来就是初中毕业,所以复习主要以初中内容为主,弟弟也所以借这次的机会,把初中的数学系统、完整化了,还学了部分高中数学的内容,妹妹尽管在文革期间没上多少课,也通过这次复习学到了不少文化基础知识。
    她们尽管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最后都是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被无情地挡在了考场的门外,即使参加了入学考试的,也因为“白卷英雄”张铁生的造反行动,被废除了文考成绩。但是弟弟妹妹们还是因为这次的复习,掌握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为后来的高考积蓄了力量。我呢,因为工作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存在燃眉之急,在经历了多次打击后,知道推荐考大学是何等艰难,早就断了上大学这个念头,事实上,厂里也根本没有推荐我去考大学的想法。不过,在帮助弟妹们以及帮别人复习的过程中,把中学的文化知识梳理了一遍,这也在客观上为后来上大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概括起来,在工厂的6年,虽然没有上成大学,但是,从专业基础、文化知识、身体条件以及意志品质诸方面,为接下来的大学做好了物质准备,广义上也可以算是“大学预科”吧。
机会终于来了。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工作,正规的大学教育至今已经耽误了11年之久,不能再耽误了!中央果断地决定恢复招生考试制度,这样,1978年3月,终于在高中毕业时隔12年以后,圆了我的大学梦。

(七)园大学之梦


    在我下乡3年,进工厂6年之后,1977年,我们结婚了。
我的妻子也是1969年下乡,也是因为家庭问题没有被推荐出来,尽管也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后门可走,却又都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尽管彼此心心相映,倾心相爱,但是,即使在外部条件的限制下看不到希望,却始终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梦想,所以双方都没提结婚这事,就这样耗着、熬着……直到她母亲退休。按照当时的政策,她顶替母亲在罗场粮站加工厂当了一名工人,一年后转正了,我们才结婚。这时,我的妻子下乡整整8年,从下乡一年后开始谈恋爱算起,我们的恋爱与抗日战争的时间持平,持续了8年之久,可以借用长篇小说《平原枪声》里扉页的一首诗里说的“……八年抗战非寻常,烈火练成金刚。”
    按理说,有这么长时间的准备,我们的婚礼应该很隆重。但是,一方面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更是由于常年的拖累,心灵的疲惫,都不想张扬这场久盼而来的甘霖。我们连婚纱照都没有去照,只是请了婚假,去成都度了次蜜月。按照当时的地方习惯,还极少像我们这样外出度蜜月的,所以,也可以算是新潮了一回吧。
    这是妻子写的结婚申请书,申请半月,只批了一周。
    这是在望江公园的照片,我们当时连婚纱都没有去照,这旅游结婚的照片就算是婚纱照吧。今年是我们确立恋爱关系40周年,如何合适的话,准备去补一套婚纱照!嘿嘿……

    1977年11月初,我们坐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哪知道,一则新闻,却一石激起千层浪……。
    那时的报纸远没有现在普及,但是,有人带了当天的报纸上车。其中一则新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1]。文革结束后,大家都感到,高考制度可能会恢复,但是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是共和国第一次将高考时间定在冬季:12月11日。从看到报纸到考试,只有短短一个月时间了!
    原来一直以为对大学已经彻底死了心的我,顿时觉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直觉地感到,时隔12年以后,大学之门终于又向我们打开了。但是,考上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心里没有底,我跟妻子说,时代变了,我要考大学。妻子说,你有把握吗?我说:没有。但是,哪怕只是丝丝的希望,我也要去争取。妻子也默默地颔首,表示了对我的支持,尽管心里有那么一丝的不舍。
    我舅舅在成都,住在他家不但可以很省、很安全,还可以得到很好的旅游建议。舅舅家在川大,他家的三个女儿,我的表妹,都是下乡知青,都在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看了很吃惊,成都信息比较灵,她们早就风传会恢复高考,所以很早就开始了复习准备,我们县里面却一无所知。她们手里还有很多复习资料,这更是我们县里可望而不可及的。那时也没有复印机之类的,要她们的资料只有用复写纸抄写。我心急火燎,建议妻子出去玩,我在家抄点资料回去,被舅舅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这像什么话,让新娘子一个人出去玩,你们一辈子有几次新婚?这样,我们还是安下心来,玩完了成都的景点名胜,还看了当时很难得的新片,南斯拉夫电影《桥》。
    回到老家,朋友们照例要来闹新房,结果被我一场故事会──关于《桥》的电影故事描述迷住,最后算是比较文明地收场了。
    按照当年高考的有关规定,必须要有单位推荐才具备高考资格,但是,当我向工厂领导提出申请的时候,被书记干脆地拒绝了。书记的理由似乎非常充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哪儿都是干革命,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呢?大家都上大学了,工厂的活谁干?话又说回来,我们这么重用你,党、政、财、文四大权力,你占了第3位了,还不满足?再说,你走了,谁来当这个会计,你说!”
    我搬出了报纸上看到的宣传:经过了10余年的动乱,百废待兴,10多年废除了招生考试制度,国家最缺乏的就是人才。国家号召每一个有志青年,都应该勇敢站出来,接受祖国的挑选。我不敢说我就是人才,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站出来,国家就选不到人才了。工厂需要我,这我知道。领导相信我,重用我,我也从心里感谢。但是,厂里的需要是小道理,国家的需要是大道理。局部服从全局,这个领导比我明白,我希望能够得到领导的批准和支持。
书记看说不过我,就拿出他的家长作风来说:我就是不同意,我不签字,你看着办吧。
    我一看,僵了!一时语塞。我也不愿意把关系搞僵。但是,没有路了,没有办法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必须争取。我也横下了一条心说:我来厂里6年了,我的表现你们很清楚。领导安排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说一个不字。哪怕我从内心讲不愿意当这个会计,还是在这个岗位上干了3年,尽管不喜欢这个工作,我还是尽我的努力,把这个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没给你们摆摊子,没有给你们丢脸。但是,这次,我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我没有错。我希望你们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如果考上了我感谢你们,考不上我也感谢你们,以后这个会计工作我不再闹了,安安心心地做,只是希望有机会出去进修一下,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
书记说,如果我不同意呢?
    我说,如果还是不同意,这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既然这样,我也不在乎这个面子,也不干这个会计了。你们随便找什么人我不管。我回车间当工人。你们说我不服从安排也好,要给我什么处分也好,我认了!
    一下子,空气似乎凝固了一样,谁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缓了口气,跟书记分析说,你认为你们让我考,我就一定能考上吗?我只不过是抱着一丝丝的希望去试试。你们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能够考上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我们高中一个年级的同学,敢于报名参加考试的,都有一定竞争力,同年级竞争就已经够受了,现在高考停了10余年,这么多年级一起挤这个独木桥,我胜算的几率有多大?其次,报考年龄限制是一般不超过30岁,我已经满30岁了,只是没满31岁,勉强算没“超过”吧,同等条件下一定先招年轻的。最后,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为了进厂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也给厂里添了不少困扰,就算可以参加高考,同等条件多半是“贫下中农”优先吧。所以,我要比一般人优秀多少,才能有“破格”录取的机会啊!
   书记沉思了,最后说道,明天吧,明天回答你。
    第2天,我来到书记办公室,叫了一声:书记。他埋头写着什么,没有理我。我确认他是不想理我,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我不能走,我就站在书记面前,谁也没有说话。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周围仿佛那么的静,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不知道过了多久,书记似乎写完了,抬起头来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书记终于开口了:“不能耽误工作哈!”我看书记松口了,连忙说,谢谢书记,不管考不考得上,我都会记得你。我的工作都安排好了,但是有件事请你帮我一个忙。书记吃惊地说,什么事?我说,这几天我就不来厂里上班了,报表的事我跟局里有交代,发票报销的事,请你帮我签字。他说好。至此,我开具了单位证明,去县招办报上了名。这时,距离高考只有10天了!
    复习还是以教科书为本啊,但是我没有教科书。因为高中时期我们家5个孩子上学,父亲一人工作,养活一家人已经很困难了,一到开学的时候,学费、书本费是一道难关。因为不是贫下中农出身,也申请不到助学金,只有假期去煤窑担煤回来卖,赚点脚力钱。但是仍然不够。我就借高年级同学的教科书学习,完了再还给人家。那时对书非常爱惜,生怕弄坏了无法给人交代。我跟我最要好的同学商量,请他定出计划,哪天看什么书,我再根据他的安排,把时间错开,借他的书看。那是怎样的一种恶补式复习啊!晚上搞到3点,看看不行了,明天再继续吧,倒头就睡。哪知道5点又醒了,继续看书。10天的时间哪够啊,只来得及把书通读了一遍,把公式理解,记忆了一遍,根本没有时间做练习。这就仓促上阵了!
    除了自己的复习考试以外,不得不提的是我还在乡下的弟弟妹妹,他们也想通过这个途径走出农村,所以同时报名参加了高考,也都回到城里进行了复习。我觉得,他们比我更重要,我毕竟已经有了工作了,他们的人生还没有着落。这时,我的弟弟已经断断续续地把高中的数学自学完了,在这几年的自学过程中,有不懂的问题问我的时候,我也要费好大劲,把书看两遍,回忆起来再跟他共同讨论。这在客观上也等于是帮助我复习了数学。后来的考试也证明,他的数学比我熟练,比我考得好。我给他们的复习进行了分工,我妹妹的数学,弟弟负责,他们的政治、语文,我负责。根据找到的一些政治复习提纲,我先做了给他们讲。语文方面,主要抓了作文。根据当时的形式,列了几个题目,我写了几篇范文,让他们熟读,初步讲了讲如何开题、结尾,如何展开的方法。其余的就让他们自己去发挥了。
    考试如期而至。因为刚恢复高考,大家都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考题出得相当简单,考试科目也少,只考4门,外语不考,理科的物理化学算一门,文科的历史地理算一门。我们住的谢家院子是过去的地主大院,分上下两个院子,30来户人家,每家都有几个考生,加起来近100人。第1天语文、政治,考下来以后一片沸腾,大家议论纷纷,这个怎么答、那个怎么写。我感觉还可以,问了问弟弟妹妹后,继续准备第2天的考试,没有参与那些讨论。第2天上午考数学,我感觉还是简单,但是手生,做到后面,又觉得前面写好的不实在,返回去又看,结果时间没有把握好,最后一题没做完。回来一问,弟弟不错。但是,这场考下来,院子里一片冷清,没有任何人对答案,讨论之类,看来都趴下了。下午考理化,弟弟只自学了数学,理化是一片空白,高考复习的时候,我让他放弃化学,因为实在是来不及了。物理呢,力学、电学是最基本的,先看力学。结果他学到匀加速直线运动部分就没时间了。临去考场前,我说,电学里最基本的就是简单回路的欧姆定律,给他画了一个图,写了欧姆定律的公式,叫他进了考场先看有没有这个图,如果有,先把公式写上,以免忘了。结果果然有,估计也多少得点分吧。
    考试结束了,再也来不起了,我是倒头就睡。母亲几次喊起来吃饭,我都说,睡了再吃,整整睡了一天。然后,照常上班,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关于报考志愿,那年是先填志愿后考试。我的第一志愿还是成都农机学院,跟1966年填的志愿一样。这次是因为我在农机厂工作了6年,对工厂的情况比较熟悉,有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跟书记说到的那些原因,对于能否考上大学没有多大把握,所以目标定得比较低。考完以后我还特意给学院党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为祖国的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的决心,希望不要再受到歧视。
    妹妹没有上高中,报考的是中等专业学校的卫校,弟弟想到自己刚学完数学,应该没问题,虽然理化没学过,三科抬一科吧,所以第一志愿报了川大,第二志愿报了重庆师范专科学校。
    一天早上,我去厂里上班,住在厂里的一位技术员递给我一封信说,成都农机学院的来信,是不是录取通知书哦。我打开一看,果然!心,止不住一阵狂跳。但是,多年的磨难已经练就了一副荣辱不惊的性格特点,我把信收拾好,冷静地开始了一天的正常工作。中午下班回家,我对母亲说,我考上大学了。母亲说,是不是哦!我把通知书拿出来,母亲兴奋地看了又看,最后说了一句:“老天终于开眼了!”结果第2天早上起来,她的大牙竟然掉了一颗,真应了笑掉大牙这句古话。这么多年来,因为子女们受到的歧视性待遇,母亲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不知道暗地里掉了多少眼泪,看到这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才真正感受到了政治上翻身的愉悦。
    到了下午,同学、朋友们知道了,都到我家来看,因为高考录取顺序是从本科到专科然后是中专,在县城里,我是第一个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人。那几天真是门庭若市啊,特别是与通知书附在一起的祝贺信,读了真让人热泪盈眶。厂里的同事们从那天开始,也改口喊我“徐大学”了。这是对当时在厂里劳动锻炼的大学毕业生们的别称,我还没有上大学,这个帽子就先给戴上了。
 
    祝贺信中的部分内容
    我们原来的区宣传队里,也有人考上了大学,大家为了给她庆祝,提议在我弟妹的乡下聚会。弟弟妹妹作为地主,正张罗着弄菜弄饭的时候,弟弟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重庆师范学院,本科!原来弟弟报考的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已经升格为本科院校了!这样给了本来有一丝阴郁的弟弟一个天大的惊喜,这场庆祝会的气氛当然更浓烈了。
过了不久,妹妹的中专通知书也收到了,我们家3炮全中,在小小县城里引起了轰动。最后的结果,我们县城关镇范围内考上大学本科的只有3人,我和弟弟,还有一个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他考上的是南充师范学院。其实,我知道,我们有些同学也考得不错,但是,当时地区教育局做了一个自私的决定,凡是在教育系统的考生,只要成绩上线,不管报考的志愿如何,都录取到宜宾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宜宾师专的前身),以充实地区教育系统的后备力量。我们因为不在教育系统,逃掉了这一劫。此外,还有一段插曲,就是妹妹的录取。那年的录取政审工作(即所谓家庭历史的政治审查工作),大专在地区一级进行,中专在县里面,据传,在讨论妹妹政审的时候,有个声音说道,她的2个哥哥都上了大学了,但是,还有那么多贫下中农子弟没有上,她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不要再录取了吧。这时,另一种声音也说话了:既然他的2个哥哥能够通过地区一级的政审,说明家庭出身不是问题,若县里卡下来,又该如何向地区交待呢?结果后者还是占了上风,园了我及弟弟、小妹的大学之梦。

编辑按语


    文者31岁上大学后,成了成都农机学院全年级年龄最大的老大哥学员。力经努力,终成正果,毕业留校任教。随时代进步、恐误人子弟,继续深造,曾两次东渡日本求学,终成年岁最长的老者搏士,园了大学梦。其女不负父之期,也是海归搏士;其妻不示弱,随夫陪读之余,完成了大学学业,现全家之幸,缘于知青磨炼。
                作 者:高县高66级知青   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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